&esp;&esp;凌晨一点,整栋别墅剩陈安的房间没关灯。
&esp;&esp;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账册和几份刚从湾仔带回来的文件,右手肌肉还有点酸痛,但写字已经不成问题。
&esp;&esp;这不是第一次他碰接触账本,但这一次和以前不同。
&esp;&esp;几天前,阿光递给他一本账本,说:“别带走,现场看。”
&esp;&esp;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并不是普通货品,也没有走私电子表或香烟的字样。全是编号、简写、重量与进出数字。
&esp;&esp;“这是什么?”他问。
&esp;&esp;阿光没看他,只回了句:“六记的活,别问,记清楚。”
&esp;&esp;六记全名叫陈永禄,是社团管总账的白纸扇。
&esp;&esp;早年打架掉了颗门牙,说话漏风,但是算账从不出错,几年前的流水他闭着眼都能说清楚。
&esp;&esp;记账本上还夹着一张纸条,是六记亲手写的,短短几行字,写得很客气:
&esp;&esp;“此为湾仔二区‘附档账本’,请安仔先核对应收应付与本季度货物流动数据是否一致,方便后续交接。”
&esp;&esp;所谓“附档”,不挂名、不对外、不备案。
&esp;&esp;他没再追问。他从不多问,只管做事。
&esp;&esp;账册他照抄下来,回去画了图表、列了汇总,再凭印象将每一个编号和其进出频率做了交叉比对。那种看似杂乱、实则深藏规律的流转表,在他眼里是某种可解的密码。
&esp;&esp;第三天交出去时,阿光看了他一眼:“不错。”
&esp;&esp;从那以后,送到他手上的文书活变了。
&esp;&esp;接下来的日子,陈安几乎每天都在做这件事。
&esp;&esp;他也不是没脑子。
&esp;&esp;账目处理到第二周,他就看明白了:这一类编号,利润惊人,动辄几倍起算,而且来货急、去得快,和常规贸易节奏完全不同。
&esp;&esp;这些密密列着编号和流向,只用一个单词代称——“flower”。
&esp;&esp;起初他只是机械地做账,但做着做着,那些数字渐渐变得有了意义。
&esp;&esp;那晚他抬起头,脑子里第一次冒出一个念头:
&esp;&esp;——原来这种东西,这么暴利。
&esp;&esp;一克顶十克,一袋抵一月,有时一批货少到放进一支烟盒里,值的钱却能买半套铜锣湾的楼。
&esp;&esp;这不是陈安第一次接触到“flower”。
&esp;&esp;他小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
&esp;&esp;城寨里从不缺这种东西,进货的、贩的、用的、烂在楼梯间的,全都有。
&esp;&esp;以前楼道里常有人睡在废弃沙发上,一动不动,嘴角冒着白沫。有一次他凌晨去倒垃圾,看见有个女人脸朝下趴着,一手还揪着自己的头发,像是临死前特别痛苦。
&esp;&esp;再靠近一点,他认出那是常在诊所门口晃的翠姐。
&esp;&esp;几年前他说过,他不碰这些。
&esp;&esp;那时他不过八岁,陈娟神志不清地坐在铁床上翻抽屉,妄图找到那个不存在的小纸包。
&esp;&esp;陈安站在门边,冷冷看着那场可悲的挣扎,心里泛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
&esp;&esp;他甚至开口说了句:“我长大了也不会碰这些。”
&esp;&esp;现在他确实没碰。
&esp;&esp;每一步都干净、安静、没有血腥,甚至可以说得体体面面。
&esp;&esp;他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一只看似温和、实际上最关键的手——产地、接货点、中转仓、清洗账目,再从某个深夜的后巷流到街头,落在那些人身上。
&esp;&esp;曾经有一晚,他搭阿光的车去元朗的仓口。
&esp;&esp;仓门大开,几个赤膊工人正在搬货。货卸得极快,车再开走时,他看见路边坐着两个瘦得脱相的男人,衣领塌着,眼神发直。
&esp;&esp;让陈安想到城寨里那些人。
&esp;&esp;他们都是“买家”,用一生换一口高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