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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无字碑（第2页）

炸毁钱塘江大桥所需的黄色炸药，直到解放军大军兵临城下，也未能备足。最终也只是在公路桥面造成一些轻微破坏，整座大桥安然无恙。

它终于避免了和十二年前同样的悲剧。

五月三日，杭州解放。

徐应明那一天没有出门，她安静地站在自己临时公寓的窗前，远远地看着解放军的官兵列队整齐地进入市区。大街小巷里插满了鲜艳的红旗，市民们脸上洋溢着欢笑，夹道欢迎新政权的到来。

徐应明的眼眶变得湿润。

三天後，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馀处长神情严肃地看着对面的人，试探开口：“你就是保密局留在浙江潜伏的总负责人？”

“我是。”徐应明盯着他的眼睛，郑重地说，“我还知道国民党在浙江省布置的全部秘密电台和潜伏特务。”

馀处长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似是在判断她话中的真假，半晌，他从一旁翻出一本工作组的“浙江省国民党起义人员登记名册”，擡起头：“姓名？”

“徐应明。”

“职务？”

“原保密局浙江站督察员兼任代理副站长。”

馀处长手中正在写字的铅笔顿了顿，似是想起了什麽，忽然擡起头追问：“曾任职务？”

徐应明一怔，如实回答说：“军统局二处副科长和中美所教官。”

“你就是当年帮莫晓南作证的那个人。”

徐应明目光闪了闪，说：“是。”

馀处长点点头，却不再说话，低下头在表格的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徐应明看着他的动作，想了想，试探着问：“莫晓南她……”

“我党一贯对起义官兵宽大处理。”馀处长摇了摇头，说，“只要真诚拥护新的人民政权，我们可以对过去的错误既往不咎。”

徐应明沉默着没有说话。

馀处长将登记表反过来递到徐应明的面前：“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吧。”

徐应明垂下头，看着表头上写着“起义人员”的几个黑色油印字，最终还是什麽都没有解释，只是点点头，说：“好。”

“找出城内的潜伏电台和特务，我们需要你的协助。”将名册收好後，馀处长手指叠交放在桌子上，看着徐应明说，“中央指示，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反向利用敌人的潜伏电台。不过保险起见，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们暂时不会公开你起义的消息。”

“我明白。”徐应明说，“我回去整理一份材料，明天一早就可以交给你。”

馀处长点点头，站起来向徐应明伸出右手，微笑着说：“徐中校深明大义，率部起义站到人民一边，这是您对解放事业丶对杭州城的重大贡献，历史会铭记您的选择。”

徐应明站起身，郑重地握住了馀处长的手，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我和他们不一样。”她缓缓摇了摇头，看着馀处长，心里默默地念着，我是中国共産党秘密党员“信天翁”。

杭州的梅雨季过去，空气中弥散的湿气被逐日攀升的高温天气烘干。徐应明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下午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两个月来，她和馀处长的合作十分顺利。浙江一带的敌特电台已经基本上被清理干净，只剩两部由公安人员完全掌控的保密局电台，源源不断地接收着台湾方面传来的任务指令。

列车缓缓停靠在站台，徐应明却没有直接前往上海市公安局，而是提着行李回到了曾经的徐公馆。多年空闲，房子里已经积落了厚厚一层灰，徐应明看着这里，忽然就想起了徐从道登上前往南京列车前的那个晚上来。

时至今日，她也终于切身感受到了父亲当年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

万国公墓的碑文早在抗战胜利之後，便在惩治汉奸的浪潮声中被毁。徐应明作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对此却是无能为力。

这徐公馆，竟成了唯一一处可以让她怀念父亲的地方。

徐应明在提篮桥监狱见到老方时，已经是一九五一年的元旦。

他手拄着拐杖，一步步缓慢走到铁门前，对公安局的负责人说：“她叫徐应明，一九四二年初在重庆秘密加入我党，当时，我是她的上线联络人。”

“可是，我们掌握的情报里，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杀害了许多我们的同志。”负责人翻看着档案记录说，“若非民衆举报，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一直在执行毛人凤的计划，假起义，真潜伏。”

“她不是起义，她是归队。”老方摇摇头，肃然说，“她是我们的同志，代号‘信天翁’。”

“档案遗失，杭州地下组织负责人花匠牺牲，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她的身份。”

负责人顿了顿，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补充一句：“更何况，杭州那边，老馀自己的历史问题都还悬而未决。”

徐应明到底还是被放了出来。那一天，她站在市郊她亲手葬下的胡文怡墓前，淅淅沥沥的雨丝打落在伞上。

老方站在身後问她：“为什麽不告诉他们真相？”

“莫晓南还在台湾，我要保证她的安全。”

老方望着她的背影，在一声重重的叹息後，告诉她：“莫晓南牺牲了。”

徐应明怔住，半晌，痛苦地闭上眼睛，撑伞的手毫无知觉地攥紧。

老方告诉她，莫晓南牺牲在半年前的台北马町场刑场，一同就义牺牲的还有中央的特派员同志和吴石将军等地下党员四百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