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午后,柏油路被晒得黏,空气里飘着沥青被烤化的焦味。我攥着冰汽水的手沁出细汗,塑料瓶表面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淌,在手腕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就在这时,那个人闯进了我的视线。
他站在公交站牌下,军绿色的的确良上衣扣得严严实实,领口别着颗褪色的红星。阳光把他的影子压得很短,像块深绿色的补丁粘在滚烫的地面上。周围的人都穿着短袖短裤,有姑娘举着遮阳伞匆匆走过,裙摆扫过他的裤脚时,那人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仿佛怕碰坏了什么。
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那身军装明显不合时宜,洗得白的布料上还留着几处熨烫的折痕,袖口整整齐齐地卷到小臂,露出的皮肤被晒成深褐色,静脉像蚯蚓似的趴在骨头上。他手里捏着张泛黄的纸条,眼神在来来往往的公交车牌上扫来扫去,眉头拧成个疙瘩,喉结时不时上下滚动,像是在吞咽什么。
“同志,”他忽然转向我,声音带着点沙哑,“请问三〇一医院往哪边走?”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现在很少有人用“同志”这个称呼了,尤其是在这样的大热天里。他的口音很奇怪,带着浓重的鼻音,尾音拖得长长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指了指马路对面:“过了天桥就是,不过今天好像有义诊,门口堵得厉害。”
他点点头,说了声谢谢,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后颈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深色的汗渍像朵不断晕开的墨花。鬼使神差地,我叫住了他:“这天穿这个,不热吗?”
他停下脚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像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习惯了,”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以前在部队,三伏天也要穿着这个训练。”
“您当过兵?”
“嗯,”他的声音低了些,“在昆仑山待了十年。”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耳朵,边缘泛着不正常的紫红色,像是被冻坏了的样子。昆仑山的兵我听说过,那边海拔高,常年积雪,别说穿军装了,就是裹着棉袄都能冻出冻疮。可现在是七月,地表温度快四十度了。
“您这是……”
“来看个老战友,”他把手里的纸条又捏紧了些,纸角都被攥得皱,“去年在边境出了事,现在还躺着呢。”
我忽然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奶茶店传来流行歌曲的声音,几个穿着吊带裙的女孩举着冰淇淋打闹,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而眼前的这个人,像个被时光遗忘的标本,固执地守着自己的温度。
“我帮您拿点东西吧,”我伸手想接过他肩上的帆布包,却被他躲开了。那包看起来不大,掂起来却沉得吓人,隔着布料能摸到硬邦邦的棱角,像是装着些金属物件。
“不用不用,”他往后退了半步,“都是些土特产,给战友带的。”
说话间,一辆公交车靠了站,下来一群背着背包的游客,叽叽喳喳地挤着往前走。他被人群裹挟着往后退了几步,手里的纸条不小心掉在地上。我赶紧捡起来递给他,才现上面用铅笔写着地址,旁边还有行小字:记得穿军装,他认衣服不认人。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抬头时,正看见他对着公交车的玻璃窗整理衣领,手指笨拙地把歪了的红星别正,动作虔诚得像是在完成什么仪式。车窗里映出他的影子,绿色的军装在五颜六色的人流里,像片孤零零的荷叶。
“我陪您过去吧,”我说,“那边路不好找。”
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个感激的笑容:“那太麻烦你了。”
过马路的时候,他走得很慢,脚步有点跛,左腿落地时总带着点迟疑。我想起以前听人说过,高原兵很多都有关节炎,阴雨天疼得直打滚。可今天是个响晴的日子,太阳把地面烤得滋滋冒烟。
“您这腿……”
“老毛病了,”他不在意地摆摆手,“那年雪崩,被埋了半个小时,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
我们走过天桥的时候,风忽然大了些,吹起他军衣的下摆,露出里面洗得白的白衬衫。桥底下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看见他就喊:“小伙子,买根冰棍吧,凉快!”
他摇摇头,脚步没停。老太太撇撇嘴,小声嘀咕:“这人怕不是有毛病,大热天穿成这样。”
我听见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却没回头。
医院门口果然堵得厉害,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临时搭起的棚子下忙得团团转,排队的人绕了好几个弯。他站在人群外,显得有些无措,手里的帆布包被他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宝贝。
“我先去问问,”我说着就要往前走,却被他拉住了。
“不用,”他指了指门口的保安,“我自己来就行。”
他走到保安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个红本本递过去。我离得远,看不清封面上的字,只看见保安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侧身让他进了门。他转身朝我挥手:“谢谢你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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