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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那个带着掠夺性温度的吻，不仅灼伤了我的嘴唇，更在我精神世界的版图上，烙下了一个散发着耻辱与愤怒的焦黑印记。

萨黎女士在那夜之後，对我展现出的是一种混合了更深沉占有欲与近乎病态关怀的复杂态度，仿佛在享用一件稀世珍宝的同时，又时刻担忧其光泽会因自己的触碰而黯淡。

她并未在□□上强迫更多，但那种注视，那些在书房柔软地毯上“不经意”的肢体接触，那些在为我整理衣领时过分流连的指尖，都让我如同被置于文火之上慢烤，时刻处于一种高度警觉的紧绷状态。

我开始厌恶历史与政治的厌恶，那些曾经让我觉得有趣的，关于权力博弈与人性的精妙剖析，那些隐藏在华丽辞藻下的宫廷阴谋与外交诡计，如今看来不过是包裹在丝绸手套下的铁拳，是赤裸裸的掠夺与虚僞粉饰的精致变体，与萨黎女士书房中弥漫的那种表面理性，内里的欲望如出一辙。

我感到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恶心，仿佛亲手触摸到了人类文明华美袍子下爬满的虱子与化脓的伤口。

我迫切需要一种更纯粹且不受人类肮脏情感与欲望污染的东西，来锚定我几乎要再次失控的精神世界。

于是，我快速将目光投向了物理学，那个研究宇宙最基本法则，物质最深层次结构，能量最原始形式的领域，在那里没有诡辩，没有背叛，没有令人作呕的占有欲，只有不容置疑的数学公式，精确到小数点後无数位的实验数据，以及那些绝对而公正的物理定律。

这种绝对的丶非人性的丶超越一切世俗纷争与人性弱点的秩序感，对我而言，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避难所，一种对抗身边扭曲且冰冷现实的慰藉。

在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中，在爱因斯坦的场方程里，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逃离萨黎女士那令人窒息的情感勒索和权力操控的思想空间。

在一次晚餐时看似随意的交谈中，当萨黎女士再次试图将话题引向某位历史人物的权术手腕时，我以一种混合着少年狂热与哲学沉思的口吻，将话题引向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那位原子弹之父。

我用那双被训练得“纯净无辜”的眼睛望着她，语气中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憧憬与执着：“萨黎阿姨，您知道吗？我现在最崇拜的人，是奥本海默。他带领人类，真正触摸到了神才能掌控的力量——原子核裂变那毁灭与创造并存的力量。他创造了能够瞬间将岛屿化为灰烬的武器，这是一种何等近乎神圣的权力啊！”

我注意到萨黎女士切割牛排的银质餐刀微微停顿，但她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的不是惊骇，而是一种极感兴趣的光芒。

我继续说道，眼神中刻意流露出一丝混合着敬畏与虚幻慈悲的复杂神色：“但更让我着迷的，是他在成功之後所表现出的那种近乎先知般的愧疚与仁慈。他为自己释放的足以毁灭世界的巨兽而深深忏悔，为人类的未来命运而忧心忡忡。这种执掌至高毁灭权柄的同时，却怀有最深切的人道关怀的矛盾性，是一种多麽震撼人心的悲剧美。”

我甚至用一种包裹在最认真语气下的方式，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也要研究出能真正毁灭星球的武器。到时候，我也会像奥本海默那样，怀着最深的仁慈与悲悯，为人类虔诚地祈祷的。”

我本以为这番惊世骇俗，带着明显危险倾向的言论会引来训斥丶担忧或至少是一阵错愕的沉默，然而萨黎女士的反应再次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料。

她非但没有觉得可笑或可怕，反而缓缓放下手中的刀叉，用餐巾优雅地擦了擦嘴角，用一种带着灼热欣赏的目光凝视着我。

她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近乎宠溺的笑容，眼中闪烁着发现稀世珍宝般的光芒。

“我的小糖果天使，”她的声音轻柔得像是在吟诵一首危险的抒情诗，“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最极致的惊喜，这种纯粹而不掺杂任何世俗利益的求知欲，这种将终极毁灭与至高仁慈融为一体，近乎神性的矛盾性。这正是一种超越凡俗的，真正天才才具备的特质。”

在她眼中，我这种看似危险，混合着天真与偏执的宣言，非但不是需要纠正的畸形心理，反而成了一种证明我“与衆不同”的迷人品质，她似乎更加确信，我是一块蕴含着巨大能量与无限可能的璞玉。

这种扭曲的欣赏，让我在心底冷笑的同时，也感到一丝彻骨的寒意：她对我“独特性”的迷恋，已经深入到了何种盲目和危险的地步。

她爱的或许并非我本身，而是她在我身上投射的，那个混合了笛克影子与她自身权力欲望的危险而美丽的幻象。

在她的鼎力支持下，我在学业上突飞猛进，我那种对事物本质的敏锐直觉和近乎偏执的专注力，在物理这个需要高度抽象思维和严密逻辑的领域，竟然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

不久後我顺利进入了国内最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主修哲学和物理学。

在大学里，我刻意保持着疏离，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布满灰尘的书架深处或深夜依然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避免不必要的社交，将自己沉浸在公式丶数据和哲学思辨的冰冷世界中，以此构筑一道抵御外部情感侵扰与权力渗透的精神壁垒。

我的学术表现，尤其是对理论物理一些最艰深领域所展现出的独特见解和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非常规，甚至堪称激进的思路，很快引起了一位教授的注意。

凯文·奥尔森教授，一位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盛誉，同时也在科学哲学领域着述颇丰，以思想深刻且特立独行而闻名的学者。

他年近五十，身材瘦高如鹤，灰白的头发总是有些凌乱，仿佛刚与某个复杂的方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但一双蓝色的眼睛却锐利如鹰隼，闪烁着永不疲倦的求知光芒和洞穿虚妄的智慧。

他以其思维的极度严谨，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以及某种程度上近乎孤僻的离群索居而闻名于校园，他亲自邀请我加入他的一个关于“量子纠缠与时空几何关联”的前沿小型研讨班，这个研讨班只招收极少数他亲自挑选的有“非凡潜力”的学生。

起初我们的交流严格限于学术，在堆满草稿纸和厚厚专着的书房里，围绕白板上写满的复杂公式进行激烈的争论，但很快，凯文教授发现我不仅对物理公式敏感，对支撑这些公式背後的哲学基础同样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和尖锐甚至带有几分偏执的质疑。

一次课後，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讨论一个关于“量子测量难题”所引发的关于意识与实在关系的哲学问题时，我无意中流露出对将科学成果应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强烈厌恶，甚至用了一个相当激烈的比喻：“将E=mc这样揭示宇宙奥秘的简洁公式，最终转化为长崎上空的蘑菇云，是人类理性最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是其最卑鄙的堕落。政治，就像一种贪婪的低维寄生虫，总是试图扭曲和污染一切它触及的高维真理，将其变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我本以为这番愤世嫉俗的言论会冒犯到他，毕竟许多科学家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持中立或实用主义态度。

但凯文教授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暮色中熙熙攘攘的校园，背影在夕阳下拉得长长的，显得异常寥落而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