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我和一个看不清脸的人赤身裸体躺在一起,一边说着露骨话语一边做着亲密的事,却被闯入的其他人打断,梦里的我对一切却表现得无比坦然,即使赤身裸体在衆目睽睽之下被扫地出门,我仍然不知羞耻地往外走。
在後半段梦境,我不知为什麽又折回去面对那些人,和他们争吵,最後心慌意乱地惊醒,梦戛然而止。
梦里的每个人都很熟悉,我甚至叫他们的名字,但醒来之後,所有的记忆都迅速蒸发,只留些许碎片。
舅妈家住的地方在枢城的辖区内,可因为在城西北的新区,高铁和地铁只通南端,要过去必须地铁转公交,倒好几趟车。
“囡囡呀,”姥姥在楼下晒太阳,看到我拖着箱子走近,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迎上来,“怎麽没打电话让舅舅接你?”
前几天降温,她在下楼时踩到薄冰摔了一跤,走起路来比之前愈发颤颤巍巍。
“离得又不远,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了。”
“这不行……拎着这麽多东西,下次记得喊你舅舅,他天天借别人的车开,顺路带你一段也是好的。”
巴掌大的小屋堆满了各种家居和生活用品,地上胡乱地扔着拖鞋棉鞋和颜色鲜艳的纸袋。
我将书包和行李放到墙边唯一一块空馀的地砖上。
“婆奶奶买了一整个鸡,别人家村里养的,不是那种吃饲料的,两个鸡腿都给你留着。”
话音刚落,她忽然又沉默了,弓着腰钻进厨房里。
我想起来,舅妈曾经是有过一个孩子,按年龄来算是比我小几个月的妹妹,从小一直身体不好,几乎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只见过两三次,刚上一年级那年,心脏病发抢救无效去世了。
因为谁都不愿提起,所以我对这些事的印象也很单薄。
大概姥姥在提到两个鸡腿时想起了那个死去的小女孩,原本轻松愉快的重聚顿时沉默无言。
舅妈家满打满算只有四十平,两个房间都不大,主卧进去就是床,还有一张盖着蓝色玻璃的老书桌,玻璃底下是泛黄的纸张与照片。
大部分照片都是和他们的女儿有关的,坐在学步车里的丶被父母搂着的,以及骑在跷跷板上的——背景是大片花丛,还有几张大的儿童写真,旁边用签字笔写着一行字:
父亲杨骏母亲张琳女儿张诺诺摄于贰零零陆年冬月初一
仔细看她的五官,和我有那麽一点点相像。
在楼下的小公园散步时,我找到了和照片里一模一样的跷跷板与花丛,游乐设施锈得没法再用,因为冬天的缘故,也见不到什麽绿色。
吃过晚饭和聊完家常之後,我正打算去洗漱睡觉,舅妈忽然拉着我去房间,打开上锁的柜子。
她蹲下身找东西时,我忍不住看向玻璃底下的照片,在节能灯和玻璃的反光下泛白斑驳,好些都已经看不清脸。
她递给我一个铁做的饼干盒。
“小纯走的突然,也没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要怎麽处理,”她拉着我的手,“原本你爸爸说要跟衣服一起烧掉,但我跟你姥姥都觉得不能听他的鬼话,应该给你留个念想。”
她好像是有什麽话想对我说,又不知怎麽开口,我想与她对视时她的眼神不停地闪躲,恰好此时舅舅开门回家,拍了拍我的肩膀出去了。
我抱着饼干盒躺在陌生气味的床上。
卧室门底下有一条一指宽的缝隙,可以清楚地听见舅妈问他有没有吃晚饭,舅舅抱怨工地最近大裁员,工资又要拖到过年後再发,舅妈说咸鹅涨价了买不到年货,舅舅反驳说没那麽讲究,姥姥晒的鱼和猪肉已经足够一家吃到年尾,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件又一件。
怀里的铁盒子硌着手臂,枢城晚上也开始下雨,砸在窗户上砰砰响。
外面三个人忽然陷入寂静,像断了信号的广播电台,我蹑手蹑脚地起身,差点忍不住隔着门缝确认他们是否还在。
走到书桌前我再次逐一观察玻璃板下的照片,它们仿佛又什麽魔力,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驻足观看,从这些旧日的痕迹里拼凑出一段完整的过去。
我拿开落灰的词典,角落里有几张黑白照明显比其他的照片痕迹要新,应该是不久之前才摆上的。
黑白相片的主人公有一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
比起我印象里的她,相机定格的杨纯脸颊饱满,年轻朝气,烫了潮流的短发,没比现在的我大几岁。
後续在枢城的几日,过年的气息一天赛一天的浓重,虽没什麽亲戚要走,基本上仪式感还是要备足,我帮着舅妈和姥姥采购春联和瓜子花生等物什。
唯一一件还算有意思的事情是,姥姥坚持看中了一件商场的红色披肩的斗篷衫,非要掏钱给我买下。
为了搭配这件衣服,我跟着舅妈选了一双黑色小皮鞋,又从行李箱里翻出一双紧身裤,收拾出了一套体面的新年行头。
自从杨纯和喻瀚洋分开之後,我已经很久没有为了过年特意买新衣服了。
路过荒无人烟的小公园,舅妈提着满手的塑料袋忽然停下脚步。
“都回乡下过年了,城里冷清的很。”姥姥忍不住自言自语,催促我们快步离开。
到年三十那天早上,姥姥才猛地想起来忘了给原来租的房子也贴上春联和窗花,让我打电话给房东帮个忙。
舅妈和我说过,她原本想年前就退掉租的房,奈何姥姥不同意,坚持要两边都待一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