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眼光高,能入我眼的还真没有——除了你。”
母亲没音。
“还吃上醋了?”
“啧。”
“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啥眼神呐,想吃了我啊?”
母亲又抿了口酒,咕咚一声。
“背上这疤啊,在云南时留的,”陈建军笑笑,“哎,再来点儿?”
没能听到母亲的声音。
“别老板着脸,笑笑,乖。”
回答他的是咀嚼声,“卟嘎卟嘎”,多脆。
“你说,我跟你是啥关系?”好半晌,母亲兀地叹了口气。
有一阵陈建军才吱声,他边笑边说:“你说啥关系,咱就是啥关系。”
沉默。
“不吃了?”
“吃么,为啥不吃?”
咀嚼声再次响起。
陈建军饮猪般痛饮了一杯酒。
这些或细微或响亮的声音悬浮在声波表层,轻飘飘的,仿佛随时要脱离到外太空去。
陈建军挥动双臂,把它们拽了下来。
他试图搭话,讲过去的老胶农怎么割胶,讲某个地方小剧种如何惊艳,讲佃农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可惜除了偶尔哼一声,母亲再没说一句话。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陈建军开始讲笑话,老掉牙的苏联笑话,当他说到勃列日涅夫的狗时,母亲开腔了,她问碗用不用她洗。
陈建军笑着说他来,“哪能劳驾女士”。
于是母亲站起身来。
嗒嗒声划出一个弧,略一暂停,又弹射而去,“咋了?”陈建军问。
“有事儿。”
“算我说错话了好不好?”椅子的吱咛声。
嗒嗒声又响起。
“哎——”陈建军追了上去,“下次戴套,我的错。”
“真有事儿。”
“到底咋了嘛,哪儿不对,你指出来嘛。”
“饭也吃了,人也玩了,你还想咋?”
母亲突然吼了一句。
接着,她长吁口气,拧开了门。
印象中,母亲很少跟人闹红脸,与其说脾气坦,不如说是不屑。
“凤兰——你老跟我置啥气啊?”
“松开。”
“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为难,”陈建军叹口气,声音很轻,“你是被迫的,有啥负担?”
门的吱咛声。似有袭风从声波里蹿出来,吹到了我的脸上。
“再说了,”病猪音调扶摇而上,“你家那位啊,保不齐咋回事儿呢,哪有不偷腥的猫?”
母亲没说话,半晌似乎笑了笑。短促得就像没笑一样。之后,防盗门先是“吱咛”一声,再是“咣当”一声。
余音中,陈建军只来得及叫了声“凤兰”。然后他“日”了一下,奔进卧室时又是一下。
“妈个屄!”他说。可以说陈建军是个穿衣服极快的人,一分钟不到,他就叮叮当当地跑了出去。关上门之前,他没忘又“日”了一下。
我已经做好了防盗门再次被打开的准备,遗憾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起码接下来的158分钟在我的反复折腾下也没能憋出一个屁。
抹抹汗,找起身活动了两步,走到窗前,又折返回来。
我觉得是时候放个水了,却还是情不自禁地走到了电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