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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第1页）

“那么基于你的经验和判断，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进一步刺激到被告人，还说出一些令被告人无法忍受的话，拿被告人最在意的事开玩笑，会不会令被告人做出极端行为？”

不等罗斐回答，林一唯便说：“反对。辩护人的提问同样带有引导性。即便死者曾经在语言上刺激被告人，这也不是杀人的理由。”

罗斐接道：“这的确不是杀人的理由，被告人从没有否认他杀害死者的事实。而我提的问题，是被告人犯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能不问原因和动机，只看结果，就轻易裁定一个人的行为。”

直到宋昕忽然说：“我可以回答刚才的问题，用我的专业判断。也愿意为我接下来的话负上法律责任。”

“证人，你可要想清楚。”林一唯提醒道。

宋昕点头，遂看向审判长：“被告人最后一次找我，情绪的确很激动，也表示出极大的困扰。可当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的情绪就逐渐好转，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话……他说‘如果我再因为这个人渣坐牢，也许我以后都见不到我妹妹了，她一个人无法生活，她需要我’。”

“正是这句话令我肯定，被告人已经打消找死者寻仇的目的。被告人认为比起死者过去做的事，他妹妹董承欣的未来更为要紧。他有责任照顾智商方面有缺陷的董承欣，因为要送外卖，害怕丢失现在的工作，就连去精神科看诊都不敢用自己的身份。他曾说过不能靠拿低保生活，他还要给他妹妹存嫁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选择忍下来。所以后来当我听说被告人去找死者理论时，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和他那天的保证完全相悖。”

“基于我的经验，我当时的直觉就是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些‘意外’。如果被告人一开始就决定找死者，那么他就不会连外卖都不送而跑来找我。他这份工作对好评率和全勤考核十分严格，他请假就意味着当月可能无法达标。而他来找我，这个行为不仅是求助，也是一种自救的表现。一个求生欲这样强烈，在发现自己情绪极度不稳，还能生出自救意识的受助者，要令他做出杀人行为，这种‘意外’所带来的刺激一定强烈到足以突破他的所有精神防线。否则以被告人当时的理性思考，但凡有一点时间缓冲令他想清楚，他都不会砍下那一刀。”

第61章只能说一句“当年我也和你一……

如果单独听宋昕的话，加上他自身形象和颇具说服力的专业背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董承宇并无杀人意图。

可当宋昕话音落地时，林一唯却无缝衔接道：“证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设’。被告人的确杀害死者，而且主观恶意非常强烈。在过去的心理咨询中他也多次表示出要除掉死者的意图。虽然在后面的咨询里，被告人有过犹豫、摇摆，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死者杀害。我先基于这个事实，就没必要再被告人‘会不会砍下那一刀’这种带有假设性的问题了。”

随即林一唯转向罗斐，算是反驳，也算是回应他前面的话：“法律的确不能只谈结果而不看过程、起因，但无论是怎样的原因都不能掩盖像‘故意杀人’这样的恶行。虽然被告人是为了保护妹妹而杀人，但杀人就是杀人。”

“我能提个问题吗？”没想到就在这时，已经作证结束的宋昕却忽然来了这么一句，而且目光一直看着林一唯。

连审判长也也感到意外：“证人，你的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

“有些关联，恳请审判长同意。”

“好，你问吧。”

宋昕再次看向林一唯，又看了下四周，说：“我不是司法体系内的人，但我听说过一些‘传闻’，像是正当防卫、见义勇为这样的事情，到了司法程序，往往是不问缘由只看结果，是典型的结果论。所谓的正当防卫不负法律责任，据说只存在法条中，现实里极度稀缺。只要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打到足以判刑的伤情，那么即便出发点是正当的，也要被判。为什么现实和书本差距如此之大？我相信和我一样司法体系之外的人，更关注的是董承宇的动机和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而非只看结果。”

林一唯：“你所说的正当防卫和本案没有关联，董承宇既不是正当防卫，更不是见义勇为。而且他不是打伤人，是杀了人，情节和程度都非常严重。如果一味地将动机和过程放大来看，大到掩盖结果的地步，那么以后还会发生很多为亲人而杀人的恶性事件。而这个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

宋昕：“可据我所知，董承宇当天并不是‘独自’前往案发现场，他一直在和一个朋友通电话。在那段时间里，那个朋友所说的话对于后面的结果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林一唯的表现一如既往地稳定，听到这话依然神色不动。

她曾做过十年律师，而后才转做检察官。也就是说，她曾站在过辩护席上，体会过被怀疑，被质问的立场。

有人问过她为什么要为坏人打官司，审判长和检察官投来的目光全都带着偏见。也有办案民警抱怨过，辛辛苦苦找来的证据，明明都可以证明嫌疑人有罪，却被林一唯的三寸不烂之舌诡辩推翻。

林一唯见过各式各样的嫌疑人和证人，像是宋昕这种跑到证人席上展开辩论的证人过去也大有人在。

她作为检方，本该制止宋昕将话题扯开，将董承宇的法律责任分摊出去的行为，可她还是回应道：“你说的朋友指的就是本案的证人张魏。”

“是。”

宋昕不知道的是，林一唯当律师那会儿，就曾经利用过个别证人的狡猾和诡辩而逆风翻盘。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都是她玩剩下的。

“请问证人，事发之后张魏有和你提过案发当日他和被告人通电话的具体内容吗？”

“没有。”

“那么你所说的‘催化作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是依据我对证人张魏的了解。他也曾找我做过心理咨询。”

“做过几次？”

“四、五次左右。”

“我记得你之前说，要精准全面地了解受助者，起码要咨询半年以上，而且还和半年之间的咨询次数有关。如果次数过少，很难做出判断。对吧？”

“是。”

“既然如此，你只是给张魏做了四、五次咨询，怎么敢说对他足够了解，甚至了解到能精准猜测出他们在电话里的内容？”

“我有我的专业判断。”

“可是上了法庭，一切都要讲证据。你的专业判断是你的个人主观认知，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而你的主观倾向更偏向谁，在你的回答中我们都看出来了。你很同情被告人，所以你的专业判断已经失了偏颇。”

到这里，经验老到的林一唯基本上已经堵住宋昕证词的所有“出口”，令宋昕前面的证词可信度变得越发薄弱。

“倾向性”的标签一旦贴上就很难摘下来，这三个字还会给所有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可即便如此，宋昕依然没有放弃：“你这样评价我的专业判断，同样带有主观倾向。你们检察院的立场就是给被告人定罪，当我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存在的时候，你就用你的主观倾向来定义我的发言带有主观倾向。还有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的发言并不是给被告人脱罪，而是因为我更认同辩护人的观点，法律不该‘结果论’，更应该还原动机和过程。在我看来现在明明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但你们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这根本说不通。案件判罚应当令大众信服，而不是令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感到疑惑。如果你们可以解开我所说的疑点，令我信服，那么我愿意为我刚才的话向证人张魏公开道歉。可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我的疑问将永远存在，我还会认为在这个法庭上，这里每个人都在糊弄事儿。”

“我知道今天的庭审对被告人非常重要，这个案子要推翻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我在立场上没有任何倾向，纯属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将我看到的、产生疑惑的事实说出来。我做这件事没有任何动机，我和被告人非亲非故，我为他做心理咨询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利益牵扯。我只是认为这么严重的罪名，更应该弄清楚前因后果再下判断。我想如果你们或是你们的亲人有一天站在被告席上，却没有人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会明白被告人的感受了。”

当这番话落下时，旁听席上好几个人都在点头，似乎认同居多。

但也有人皱起眉头，因为站在被告席上的是杀人犯。听到“杀人犯”三个字，很难有人不会投去异样的目光。再说不管摆在面前的是天大的理由，杀人就是杀人。如果人人都拿亲人当挡箭牌，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直到宋昕发言结束，回到旁听席。

不管刚才那番话多么振聋发聩，对于法庭的进度却没有丝毫影响，所有人都像是没听到一样。

罗斐的态度也很平淡，并没有因宋昕的表态而借题发挥，显然早已料到这种结果。

不过想想也是，如果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审判方向，那司法程序将毫无秩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