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沪市的天已经蒙蒙亮了。
林晓兰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看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哪里——沪市,招待所,陌生的城市。
她没有立刻起床,而是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声音。沪市的清晨和北方不一样:没有公鸡打鸣,没有邻居劈柴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远处隐约的电车铃声、自行车铃铛声,还有弄堂里刷马桶的哗啦声——这个年代沪市很多弄堂还没有独立卫生间。
她坐起身,轻手轻脚地下床。陆建军就住在隔壁房间,军人作息应该更早,但她不想打扰他。
推开窗户,湿润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黄浦江特有的、微咸的味道。弄堂里的景象逐渐清晰:穿着睡衣的女人提着马桶走向公共厕所,老人拎着鸟笼出来遛鸟,早起上班的人推着自行车匆匆走过。
林晓兰深吸一口气,开始做简单的伸展运动。这是她重生后养成的习惯,每天活动活动身体,既能保持精力,也能让头脑清醒。
洗漱完毕,她换上了一套比较正式的衣服:白衬衫,深蓝色长裤,黑色布鞋。头仔细梳好,扎成利落的马尾。她对着镜子照了照,镜中的自己眼神清明,神情平静。
很好。今天需要的就是这种状态:专业、冷静、自信。
六点,敲门声准时响起。陆建军已经收拾妥当,同样是便装,但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连衬衫的扣子都扣得一丝不苟。
“下去吃点早饭?”他问。
“好。”
招待所一楼有个小食堂,供应简单的早餐:稀饭、馒头、咸菜、茶叶蛋。两人各要了一份,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稀饭煮得很稠,馒头是实心馒头,有嚼劲。林晓兰慢慢吃着,目光却落在窗外。街对面的墙上刷着大字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红底白字,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紧张吗?”陆建军忽然问。
林晓兰想了想,摇头:“不紧张,更多的是……期待。”
“期待?”
“嗯。”她放下筷子,“期待证明自己,期待看到更大的世界,期待……”她顿了顿,“期待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陆建军看着她,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这个姑娘和他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不怯场,不畏惧,甚至对挑战有种近乎天真的兴奋。
“你会做得很好的。”他说,语气很肯定。
“谢谢。”林晓兰笑了,“有你在,我更踏实。”
吃完早饭,回房间做最后的准备。林晓兰把资料又检查了一遍:技术说明、市场反馈数据、卫生站和街道的证明文件、还有她手写的合作方案。每份资料都按顺序放好,装在牛皮纸文件夹里。
七点半,赵振华准时到了,还是开那辆吉普车。
“昨晚睡得怎么样?”一见面他就问。
“挺好的。”林晓兰说。
“那就好。”赵振华动车子,“振兴厂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说你们今天上午十点到。接待的是沈科长——就是技术科长,这人有点傲,但技术确实有两下子。”
车子驶出弄堂,汇入早高峰的车流。沪市的早晨比北方城市忙碌得多,自行车像潮水一样,公交车里挤满了人,偶尔还能看到几辆小轿车。
“沪市人真多。”林晓兰看着窗外,感叹道。
“是啊,全国第一大城市嘛。”赵振华说,“常住人口七百多万,加上流动人口,得有八百多万。”
车子穿过老城区,街道渐渐变宽,建筑也变得更新、更高。林晓兰看到了赵振华昨天说的百货大楼,六层高,在这个年代确实是庞然大物。
“这边就是工业区了。”赵振华指着前方,“纺织厂、机械厂、化工厂,都在这片。振兴厂在最里面,占地不小。”
果然,越往前开,工厂越多。高大的烟囱冒着烟,厂房连成一片,厂门口都有门卫室和传达室。工人们骑着自行车进出,穿着各色工装,有蓝色的、灰色的、还有白色的。
八点四十,车子在一扇大门前停下。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沪上振兴日化厂”。门卫室里有两个穿制服的门卫,看见吉普车,其中一人走了出来。
赵振华摇下车窗:“同志,这两位是来厂里谈合作的,约了沈科长。”
门卫看了看车里的人,又看了看手里的登记本:“林晓兰同志?”
“是我。”林晓兰应道。
“请稍等。”门卫回到传达室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回来,“可以了,请进。沈科长说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等你们。”
赵振华把车开进厂区,在一栋三层办公楼前停下:“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不进去了。中午你们谈完,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们。”他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这是厂里传达室的电话,打这个就行。”
“谢谢老赵。”陆建军接过纸条。
“客气啥。”赵振华笑道,“好好谈,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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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吉普车驶离,林晓兰和陆建军对视一眼,转身走向办公楼。
办公楼很朴素,水泥墙面,绿色木窗。门口挂着“办公楼”的牌子,进去后是个大厅,墙上贴着各种生产指标图表和先进工作者照片。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同志坐在接待台后面,看见他们进来,站起身。
“请问是林晓兰同志吗?”
“是的。”
“沈科长在二楼会议室等你们,请跟我来。”
女同志领着他们上楼。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出咚咚的响声。走廊两边是一间间办公室,门上都挂着牌子:厂长室、副厂长室、技术科、销售科、财务科……
会议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已经坐了三个人。看见他们进来,中间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站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