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凯和妻子林晚的缘分,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邂逅,而是那段风雨飘摇的下乡知青岁月里,硬生生从贫瘠泥泞中熬出来的温情与笃定。
那年他十九,她十八,两个正值最好年华的城里青年,一同告别故土,扎根在群山环绕、交通闭塞的偏远乡村知青点。
运气算是同龄知青里最好的一批,两人被公社统一分配到附属中学做代课老师,不用整日下地刨土挣工分,是整片贫瘠土地上,为数不多能日日捧着书本过日子的年轻人。
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青二字从来不是光环,反倒是最尴尬、最飘摇的身份标签。
前路茫茫无依,回城遥遥无期,城里带来的眼界和学识,在面朝黄土的乡村里毫无用处,反倒成了旁人排挤、非议的由头。
城里下来的年轻人和世代务农的本地农户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却跨不过去的无形壁垒,猜忌、排挤、偏见,无处不在。
在所有人的固有认知里,知青的缘分最是廉价、最不牢靠,不过是苦日子里相互取暖的临时凑合。
村里的老人闲坐树下唠嗑,总戴着有色眼镜打量朝夕相处的两人,句句带着嘲讽与笃定。
有人嘲讽他们自视清高,放不下城里人的身段,嫌弃乡下的泥土与清贫。
有人笃定只要政策松动、回城名额下放,两人必定二话不说分道扬镳,谁也不会为谁留在穷山沟里蹉跎一生。
日复一日的闲言碎语、风言风语,像细密的针,日夜缠绕、刺戳着两人的耳膜与心神。
他们一起熬过寒冬腊月顶风冒雪下地劳作的苦日子,熬过烈日暴晒、汗流浃背的农耕时光。
熬过物资极度匮乏、粗粮就咸菜、三餐不继、常年不见荤腥的清贫岁月。
硬生生冲破了世俗偏见的桎梏、身份差距的阻隔,在满目荒芜、人人自危的动荡岁月里,死死守住了一份纯粹、干净、不掺功利的真挚感情。
没有鲜花彩礼,没有亲友祝福,甚至得不到旁人一句认可,两人依旧携手并肩,笃定地走到了一起。
一九七七年,冰封十年的时代僵局彻底打破,国家政策全面松动,高考恢复、高校扩招的重磅消息,如同惊雷响彻华夏大地,照亮了无数底层人的前路。
彼时的罗文凯,已经凭着日夜苦读、扎实积累,顺利考上大学,彻底拿到了跳出农门、改写命运的入场券。
而此时,两人的幼子已经呱呱坠地,小小的婴孩软糯乖巧,是无数苦难岁月里,最滚烫、最温暖的馈赠。
同龄考入大学的学子,大多孤身一人、无牵无挂,一身轻松奔赴校园,只管埋头读书、奔赴崭新前程。
唯有罗文凯与众不同,稚嫩的求学梦想滚烫炙热,肩头的家庭重担却沉重压身,两端都是他割舍不下的牵挂。
襁褓里的幼子嗷嗷待哺,柔弱的妻子独自撑起整个家,洗衣做饭、打理农活、照看孩子,从无片刻清闲,无人替他分担半分压力。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求学机会的来之不易,也比任何人都明白肩上的责任有多沉重。
所以从踏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起,他就彻底摒弃了所有懈怠与贪玩,从不敢有半分松懈,更不敢贪恋校园里片刻的安逸与松弛。
整整一整个大学学期,罗文凯过上了两头奔波、日夜连轴转的极致苦熬日子,全年无休,片刻无闲。
每到周六下午,下课铃声刚刚响彻教学楼,同班同学纷纷松弛下来,收拾书包准备放松休闲。
有人成群结伴逛街、吃零食闲聊,有人留在宿舍躺卧休息、打牌唠嗑,有人结伴去操场散步放松一周的疲惫。
整栋教学楼喧闹松弛、满是轻松,唯有罗文凯永远是第一个收拾完毕、起身离开的人。
他指尖紧紧攥着那只洗得白、边角磨毛、缝着补丁的帆布书包,脊背挺直,脚步匆匆,快步冲出喧闹的教学楼。
转身走到车棚,推出那辆通体掉漆、锈迹斑斑、车链时常卡顿打滑的老旧二八自行车。
这辆车是他托老乡借来的宝贝,是他往返校园与老家唯一的代步工具,默默陪着他熬过无数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的奔波日夜。
一路蹬车疾驰,不敢有半分停留,赶在客流高峰前抵达县城火车站。
抵达车站后,他会小心翼翼将自行车推到相熟的老乡寄存摊位,仔细锁好车身,准时付上两分钱寄存费。
哪怕囊中羞涩、一分钱都要掰着花,他也从不拖欠、从不贪小便宜,这是他穷日子里守住的最后体面与底线。
安顿好车子,他便立刻转身挤入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的火车站大厅。
拥挤嘈杂的人群摩肩接踵,空气浑浊闷热,他从不抱怨,只用尽全力往前挤,只为抢一张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硬座票。
漫长颠簸的归家路,就此开启。
那个年代的绿皮火车,没有空调、没有软座、没有任何舒适可言,简陋得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