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国盯着他看了三秒。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刘安佑意外的事。
他把账本合上了。
合上账本意味着他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
刘安佑知道这个动作的分量
这个人两年里从未在十点之前合过账本,哪怕烧三十九度也要把最后一笔账记完。
“坐。”
俞建国指了指柜台前面的高脚凳。
刘安佑坐下了。
他坐姿很规矩,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俞建国想起自己的女儿。
他女儿小时候也是这样坐在钢琴凳上,背挺得像一根绷紧的琴弦。
女儿现在在新加坡,每年春节才回来一次,回来的时候会带很多贵得要命的水果,塞满他的冰箱,然后在第二天早上飞走。
他从柜台里绕出来,拖了另外一张高脚凳坐在刘安佑旁边。
两个人并排坐着,像两个在大排档等宵夜的夜班工人。
俞建国没说话。
他也不看刘安佑,视线平视着对面的货架。
货架上还剩十几个法棍面包,用牛皮纸袋包着,在暖光里显得很安静。
沉默在两个人之间铺开。
老店主擅长制造这种沉默。
他在这里坐了二十年,听过太多人说话,也听过太多人不说话。
他知道有时候一个人需要的不是回应,而是一段足够长的、不会被打断的空白,让他把自己的话从肚子里捞出来。
外面的雨大了一些。
雨点打在卷帘门上,声音从闷响变成了密集的敲击,像是有人在用指关节一下一下叩门。
刘安佑低下了头。
他的肩膀开始抖,先是微微的,然后幅度越来越大。
眼泪掉在他的膝盖上,在裤子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小圆点。
俞建国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后背上。
手心贴着他湿漉漉的校服,能感觉到校服下面的脊椎在一节一节地颤动。
这只手很薄,指节粗大,掌心有常年揉面留下的老茧,但它放在刘安佑背上的力道很轻,轻得像一片刚落下来的叶子。
“哭吧。”
俞建国说。
刘安佑哭了。
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哭起来很难看。
他的五官皱成一团,嘴唇咧开露出紧咬的牙关,喉咙里出一种像被掐住的呜咽声。
他不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也不像女人那样抽抽搭搭,他哭得像一只受了伤的动物,拼命想出声音又拼命想压住声音,结果两股力量在喉咙口撞在一起,变成了这种沙哑的、断断续续的低嚎。
俞建国没有劝他别哭。
他的手在刘安佑后背上轻轻拍着,动作机械,却有种非常沉稳的节奏感。
一拍。两拍。三拍。
面包店安静极了。
墙上的时钟显示九点五十五。
分针走动的声音在这种安静里被放大了好几倍,每走一下都像一声很轻的叹息。
法棍面包的麦香从货架上飘过来,混着菠萝包的奶甜味,混着冰柜里黄油的微咸,混成了一种只属于面包店的气味。
这种气味安稳、温暖、与世无争,像一个很远很远的、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的星期天早晨。
刘安佑的哭声渐渐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