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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古代法律的公正性（第1页）

古代人贩子是否合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古代人贩子的合法性，答案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合法”或“不合法”来概括，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合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法，但执法严苛程度因时代和受害者身份而异”。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律原则上一直禁止掠卖良民（拥有平民身份的人）为奴。但是，存在着一个合法且被制度化的“人口买卖”灰色地带。

以下是从合法与非法的角度进行的详细分析：

一、非法的“人贩子”：掠卖良人

这是最符合我们今天理解的“人贩子”概念的行为，即通过绑架、诱骗等方式，将自由民（良人）变为奴隶或贱民进行贩卖。这种行为在历代法律中都是重罪。

·唐代：《唐律疏议》规定：

·略人略卖人（绑架和拐卖人口）：将良人拐卖为奴婢者，处绞刑。

·略卖其亲以下卑幼（拐卖亲属）：即使是拐卖自己的子孙或晚辈为奴，也要徒三年。如果拐卖的是更近的亲属，罪加一等。

·这表明唐朝法律对拐卖行为的打击非常严厉，且保护宗法家族关系。

·明代：《大明律》规定：

·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掠卖良人为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果被拐卖者是良人亲属，处罚更重。

·为奴者，绞。

·清代：《大清律例》基本沿袭明律，但对拐卖妇人、儿童的行为有特别加重处罚的条例。例如，乾隆年间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为者，拟绞监候”。

核心思想：法律保护的是“良民

”身份和宗法制度。将一个良民变为奴隶，是对国家户籍制度和儒家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因此必须严惩。

二、合法的“人口买卖”：制度下的灰色地带

尽管掠卖良民非法，但在古代社会中，确实存在几种在法律框架内被允许或默许的“人口交易”形式。

债务奴隶：贫民因无法偿还债务，将自己或子女卖与债主为奴仆。这在法律上被称为“和卖”或“和雇”，即双方“自愿”的交易。法律虽然有时会限制（如禁止逼良为贱），但现实中普遍存在。

官奴官婢的来源：官府的奴隶（官奴）有几个合法来源：

·罪犯家属：触犯重罪（如谋反）的罪犯，其家属被籍没为官奴，是合法的。

·战俘：在战争中俘获的敌方人口，常被充作奴隶。

·被官府认可的“市场”：官府有时也会从市场上购买奴隶，这些奴隶的来源虽然很多是非法掠卖，但经过“市场”这一环节，某种程度上被制度“洗白”了。

“典妻”与“雇工”：

·典妻：贫苦丈夫将妻子“典当”给他人，为其生子，以换取钱财。这是一种极端残酷但曾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如宋元明清）被民间习俗和法律默许的人口使用权交易。

·雇工：签订契约，长期或短期出卖劳动力。长工在法律上的地位接近奴仆。

家生奴：奴隶所生的子女，自然继承其父母的奴隶身份，这是完全合法的。

总结与反映的社会现实

法律与实践的鸿沟：尽管法律条文严厉，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执法力度有限。地方豪强、有权势者从事非法拐卖，往往能够逍遥法外。而贫困、战乱和饥荒则为人口贩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供应方”。

身份社会的本质：古代社会是一个严格的身份等级社会（良贱有别）。法律的核心是维护这种秩序。拐卖一个“良民”之所以是重罪，是因为它破坏了秩序；而将一个本来就低贱的人转卖，或者通过“合法”手续将良民变为贱民，则不被视为同等严重的罪行。

女性的悲惨命运：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女性常被视为家族财产。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尤其是女性，大多被卖入富户为婢、为妾，或沦入妓院。她们的命运最为悲惨，且难以得到法律的真正保护。

与现代的区别：现代法律基于“人人生而平等”和“人格权”的观念，禁止一切形式的买卖人口。而古代法律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它禁止的是“非法改变身份”的行为，而非人口买卖本身。

结论：

一个专门从事绑架、诱骗自由民并将其贩卖的人贩子，在古代法律上是绝对的罪犯，一旦被抓，面临的是极刑。然而，在一个允许债务奴隶、官奴和家生奴存在的社会中，人口作为一种“商品”在特定规则下进行交易，又是被制度所容忍的。因此，古代的人贩子是在法律的边缘和夹缝中活动，其“合法性”完全取决于他买卖的是“谁”，以及通过“何种方式”。

古代的冤案的普通数量占比？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它触及了中国古代司法和历史研究的核心难题。

直接给出一个确切的“数量占比”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的司法统计数据。绝大多数冤案，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就如同沉入大海的石子，根本不会被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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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史料和司法制度，来推断其“普遍程度”和“性质”。结论是：虽然无法量化，但冤案的生是系统性的，其数量绝非少数，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蒙冤的风险极高。

以下是从不同层面进行的分析：

为什么无法统计具体数量？

·史料记录的偏见：正史（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能被记录的冤案，通常是涉及高官、名臣、重大政治斗争的案件（如岳飞、于谦案）。这些是“顶级冤案”，数量虽少，但影响巨大。

·“沉默的大多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冤屈很少被详细记录。地方官处理的成千上万个案件中，有多少是冤案？这些数据早已湮没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