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春,风里早该裹着海棠的淡香。
可高寒,终究没有去看今年的海棠花。
不是心念淡漠,无意春光,是她被困住了。寸步难行,根本去不了。
偌大的燕园,早已没了书声琅琅。长长的红布横幅横跨在两栋教学楼之间,浓黑的墨汁写就的口号字大如斗。但高寒注意到的,是横幅背后——第三根廊柱的阴影里,那个用粉笔画下的符号。
一只歪斜的蝴蝶。
那是接头的标记。
她脚步未停,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四年的潜伏生涯教会她一件事: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让目光多停留半秒。但她记住了那个符号的位置,以及它出现的意义——上线有消息要传递。
“高老师。”
一道清亮的年轻男声从身侧响起。高寒身形微顿,指尖下意识攥了攥衣角。她认得这个声音。三个月前,就是这个学生在课堂上举手问她:“高老师,您觉得鲁迅先生的文章,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吗?”
那时他的眼神是求知的。此刻,他左臂上的红袖章鲜红刺眼。
“有事吗?”她问,语气平淡。
学生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颈间那条褪色的围巾上停了一瞬。“没事。就是提醒您,明天的批判大会,全体教职工都要参加。”
他说完便走了。高寒站在原地,心跳快了半拍。
那条围巾——她今早出门前特意换了一条。不是她惯常戴的那条灰色羊毛的,而是藏蓝色的,边缘有一道不起眼的暗红色绣线。
那是紧急信号。
意味着:你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停止一切活动,等候指示。
回到家,高寒关上房门,后背抵住门板,闭上眼睛。
是谁出了问题?
是玲子吗?远在镰仓的玲子,上一次来信已经是两个月前。信里只有一张照片——镰仓海岸的浪花,背面写着:“海风很大,但樱花开了。”看似寻常的问候,但她们约定过:如果信中出现“风”字,就意味着不安全。
玲子那边出事了。那她自己呢?
高寒走到窗前,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茉莉枯枝上。枯枝依旧挺立,褐色的枝干干瘪枯涩。她伸手碰了碰花盆底部——那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部微型相机和三卷胶卷。
那是她四年来拍摄的全部证据。
她还没来得及交出去。
窗外,什刹海的湖面死寂如镜。高寒的目光越过湖面,望向对岸那棵老槐树。树下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五点收摊。
那个人,是她在北京的唯一下线。
但今天,老头身边多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白的蓝布工装,左臂上没有红袖章,手里拿着一本红皮书,正在低头翻看。
高寒的手停在半空中。
那个年轻人翻书的姿势不对。真正读书的人,拇指会压住书脊;而他,拇指搭在书页边缘,食指和中指夹着书脊——那是握枪的习惯。
她被监视了。
接下来的三天,高寒没有出门。
她把病假条塞进门缝,告诉居委会的王大妈自己着了风寒。王大妈隔着门板叮嘱她多喝热水,脚步声远去后,高寒才开始行动。
她打开收音机,调到短波频段。滋滋的电流声中,她捕捉到一个微弱的信号——三长两短,重复三次。
那是摩斯密码。
“货已安全。撤离路线确认。等待指令。”
高寒松了口气。至少,玲子那边的东西保住了。那些照片、文件,如果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会牵连太多人。
但紧接着,信号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