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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新的筹划四八千字（第2页）

攘外安内是两个矛盾的结合，内部不宁，就无法达成内部的团结，集中全部力量对抗外敌，而这也是导致改革从开始如风如火，到了后来，变得安静了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事情的解决，都需要历史机遇，无疑未来国家的这种机遇正在流失，这非常考验执政者，非有大智大勇大无畏者不可行。

总理缓缓说道:“就说这个房产市场制，即便我们这一代不施行，下一代也必然会改革，若不改革，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而如何公平合理的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问题，我已经想了好几年了，实话实说，还没有形成一个思想体系。”

陈芸低眉思索着，这个问题确实很大，涉及到整个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一个阶段之后，必然会进行重新调整，而如今连计划经济到底是怎样，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除了高层领袖之间，其它同志绝大多数完全意识不到。

陈芸已经知道苏联亡了，而在此之前，国家就已经开始了经济改革，1979年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无疑挽救了国家的命运前途，而仅仅十二年后，苏联即宣告结束，整个红色阵营除了一个朝鲜，半个古巴外，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告破产。

但始终实行计划经济的朝鲜，人民食不果腹，国家经济一塌糊涂，统治政权甚至由社会主义，过渡到了家天下，而半个古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混合经济模式，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富裕起来，同样深陷贫困之中。

对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为什么会失败，三月间，陈芸曾经向方叶了解过，对于专业性的学术方叶当然说不出来多少，但是基本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他还是知道的，而陈芸正是通过方叶的表述，了解到了苏联后期一系列的体制僵化与作死行为。

想到此，陈芸说道:“总理，我个人的观点，或许可以让同安示范县先试一试，无论成败都是经验。”

总理思索道:“我明白你的想法，计划经济失败了，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极大的思想冲击，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现在中央成立了两个示范县，一个同安，一个固安。”

“总理的意思是，在固安县实行全新的计划经济体制?”陈芸疑问道:“可若像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搞免费分房，那不同样走上了条教之路了吗?苏联那象征性的收取5卢布月租，毫无意义啊。”

总理沉思片刻说道:“如果换一个方式呢?比如农村采用集体经济的方式，农民的住宅由集体经济的收益来建设。”

陈芸说道:“每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如果这样，可能有的地方的村子未来已经住上楼上楼下了，而有些地区因为经济条件制约，依旧很贫困，这样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会很突出。”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这种方式无法保证绝对公平，但是相对公平，谁发展的好，谁就住得好，至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到时国家再用政策来调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理的解释让陈芸思索起来，沉吟片刻，他说道:“看完方叶同志的报告，我认为总理的这个提法是好，但似乎依旧违反了人性。”

总理抬了下手，提示陈芸继续，就见他说道:“因为每个家庭条件不同，人数不同，对于居住的需求也不同，比如这家人可能不想建房，只想要钱来解决当前困境，但集体经济体制下，若是专款专用，那么钱就只能用于村集体统一来建房，而这户家庭又不想建房，这就违背人性了。”

“你说的是自由选择权。”总理总结道。

陈芸点了点头:“对，农民自由选择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如何管理，如何避免官僚化，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设想是，如果在固安示范县实行这种政策，政府要做的应当是，不去干涉房子建或不建、建成怎样的问题，做好经济分配的监督，同时只提供指导性议建，将自由选择权交给农民。”

“至于城市工人阶级。”陈芸想了想说道:“如果实行分配，可以借用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月租，按苏联的搞法，五卢布实在实在太少了，连建设成本都收不回来，因此至少月租要能收回成本，等到成本回收完成之后，可以再免租。”

总理摇了摇头:“你这搞法有问题，租金这么高，那这房子是属于工人拥有，还是公有?如果工人退休前房子的建设成本还没有收回来怎么办?难道还要求工人继续缴纳?”陈芸却是坚持道:“只要工人依旧在居住，那就要缴纳，一直到缴清建设成本为止。此后，工人拥有房子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可以由家庭成员继承，但工人退出后，可以再由单位回收，若是未来重建，可以再分同等面积的房子，多余面积缴成本费，低于则由企业补偿。”

总理依旧摇了摇头:“企业效益不好，都快要倒闭了，到时—大堆的老旧住宅，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最终结果还是由政府承担。”

“是啊。”陈芸思绪万千的说道:“商量来商量去，发现要将经济效益平衡起来，还真的非得搞房产市场制不可，否则这个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总理重重呼了口气，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现在房子分得爽，将来几十年后老住宅要怎么搞?全都是公有制的工人和公职人员，难不成看着房子倒了也不管?这肯定是不行的。同时还有居住条件改善的问题，随着人口增多，现阶段建的房子肯定是不合适的。

工人、公职人员分房子了，那城市居民呢?如今国家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就以首都为例，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住房问题，国家采用的办法就是分房子，将以前城市小资产阶级、富户、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甚至前清的遗老遗少的老宅子，都拿出来你家一间，他家一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

然而，总理现在也在方叶的报告中得知了首都的这种分配，到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形，以至于到了21世纪，国家的首都很多人还住在老旧的胡同里，居住条件更是令人发指，一家几口人，几十年来，住二十几平米的事情屡见不鲜。

皇城里的居民们，说起来家家的房子都很值钱，但问题是，房子的产权太过复杂，大多数都是当年公有制分配给工人和公职人员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

拆了吧，许多人家中只有十几、二十几平米，按市场制又买不起新房，而且新房子还在六环外，老百姓也不愿意搬离;不拆吧，居民的居住条件和香港的鸽子笼不惶多让，人民居住条件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衬。

拆要做的工作很多，代价大，很头痛，不拆又实在不像样子，左右为难，到了如今，上面干脆两眼一闭，稀里糊涂了事。

而方叶在报告中，更是指出，未来国家要大力进行城市化，这是发展的必然，可是城市化的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搞房产市场制，那么这些钱就得国家投入，国家的钱又从哪里来?是公有制企业税收和对人民的税收，但是这些钱是全体人民的，为什么只投入城市?这种分配制度必将形成对其它阶级或阶层的严重剥削，是人为制造制度性的‘城乡二元化’。

方叶并不反对在当前国家工业奠基阶段，实行一段时间的‘城乡二元化’，这也是国家工业发展进行城市化时期的无奈之举，但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在适当的时间，比如二五，最迟三五计划结束，这个方式就应当着手开始调整。

否则，必然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进步很快，而农村依旧贫困异常，由此方叶提出了一个诛心之问，他在报告中反问道:‘是不是只有统治阶极及其群体才是人?割韭菜是要割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那么发展又是为了谁?’而后他更是意味深长的写道:‘义务工、爱国捐、附加税各种负担在农民和其它群体身上的税赋，现在收得爽，但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今天可以发号召，人民会听，但号召到了几十年后，到时候人民还会不会仍旧相信，会不会反唇相讥，既而影响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言简意赅，一句话总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所以方叶的报告，写的房产市场制，实际上说的是分配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循环的问题，而现下，整个国家因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实际上这套经济大循环到工人阶级、公职人员即结束，广大的农民群体唯—，有且只有自留地的一点产出，进行经济补贴。

到了后来，这一点自留地产出也不许交易了，卖就是走资派，极端时期养家禽超过三只都是走资，家庭富裕就是罪。

农民仅剩下的只有粮产，而国家还压价统购统销，西北部地区人均口粮留存250斤，然后留下家畜粮，其余的则全部上缴，这点粮食不加上红薯、麦麸等混着吃，肚子都添不饱。

对于经济循环的问题，方叶同样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认为，如果一直这样搞，两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到时全国九成的农民没有钱，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内部无法自行消耗，外贸又搞不过工业发达国家，工厂如何维持，工人工资如何保障发放?工业产业的升级又要从哪里来资金?

到那时，能做的就是继续朝农民阶级下手，然后加大对农民征税，从而弥补资金的不足，然后就会陷入低层次发展的恶性循环。

老百姓因为没有钱买不了多少工业品，工人阶级工资上不去，消费能力也极其有限，至于中端工业品更是很难有市场，高端工业品则几乎没有市场，整个国家的国防科研、高新技术科研、—般科研，将受限于资金和市场，最终艰难求存。

而工业发展也将会陷入低端制造，诸如锅碗瓢盆一类不可自拔，好一些的自行车、钟表、缝纫机，至于中高级的摩托车、电动缝纫机、家庭小汽车、民航飞机、个人计算机等等方方面面的工业品，几乎不会有市场成长，国家将会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依旧会未卜难知。

方叶的报告，已经将问题说得足够清楚了，所以分配的问题，最终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曾经改开之后，老百姓为什么富裕了起来，就是因为当时在一个时期之内，农民变成了农民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得到了发展，而这种发展最终让百姓受到了一部分利益。

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逐渐富裕了起来，有了更多的钱投入科研，从而将各项科研项目都立了起来，并进行全面支持、重点突破，工业升级一步步的完成了，国家在这一时期也赚到了钱，而后开始投入大基建，国家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等蒸蒸日上。

虽然有问题，但是经济增长阶段，掩盖了这些问题，使得矛盾没有那么突出，而经济发展总会有上限，只到这一天到来之后，—些矛盾便暴露了出来，慕然回首，才发现分配出现了严重问题。

多数老百姓辛苦干了几十年，基本物质条件都有了，可是承担的负债同样高，无论低中等收入，还是较高收入的中产阶级，迎接的却都是高支出，入不敷出成为了问题。

要解决这个矛盾，那就只有利益第三次分配，然而这比前两次更难，之前还能妥协，说一说，大家也能让一让，还存着—丝觉悟，而现在根本就没有妥协的余地，不是我死，就是他亡。

方叶的这份报告写得很直白，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总理与陈芸讨论了一个晚上，最终还是被现有体制形成的经济制度给困住了，将来要解决就得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可若要改革，那么就要为新体制进行全新的筹划，而这件事，也不是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的事。

总理将报告送到了主席处，而主席看完报告之后，却是不停的抽着烟，他没有想到，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最终会变成那样的结果，这对于主席来说，同样是一场思想大地震，因此报告送过去整整一周时间，总理都没有得到任何批复。

就在总理以为这件事也许不会再讨论之时，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西花厅，他给总理带来了一个消息，主席指示:‘方叶同志的报告，将在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