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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5章 见闻结（第2页）

三年自然灾害怎么来的，它与当年乌克兰大饥荒如出一辙，就是集体农庄搞得太快，农业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农业生产力没有跟上，还强行搞‘余粮征集制’造成的，只是这个余粮征集制，在我们这里换了一个说法，叫统购统销，而在此基础之上，还加了‘爱国捐’和‘赋加税’等其它支出。q　q　书群7408　171　5　0农业生产力没有跟上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最终造成了生产力被破坏，粮食生产随即出现了问题，而在我们这里，这一过程之中，农村工作部的邓子辉，一直以来，就对这种搞法有意见，他在快速公社化的过程中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便认为这是一种‘冒进’。

最高领袖则不是这样看，他是从全局的高度进行的把控，认为通过学习苏联的方式，快速推进公社化，集中全国粮食，用以快速发展重工业，为工业打下基础，而这个过程之中，牺牲是必不可免的，但暂时的牺牲总比长久的好，他认为有了工业，到时再来反哺农业，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认为太快，要反冒进，一个认为还是太慢了，要反反冒进，最终演变成了针锋相对。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2年推行农村互助合作出现了问题之后，至1953年春，农民出现了消极情绪，邓子辉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之中，邓子辉将一些合作社给解散了，认为应当稳步发展，最后被最高领袖否决。

1954年春，全国闹起了粮荒，倒不是农业生产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征粮过头导致，一时间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老百姓发现自己明明种出了许多粮食，但是却没有粮食吃，愤怒的农民开始杀牲口、滥砍林木，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

1955年初，邓子辉再度上书，向少其汇报，而后又向总理汇报，说明了农村地区的紧张形势，认为应当严格控制，先巩固再发展，再他的正确建议下，问题再次得到了解决，农村开始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然而好景不长，四月份，最高领袖到南方考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的情况与邓子辉汇报的不同，于是便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消极只是很小一部分，他还认为‘所谓缺粮，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器’，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向我们进攻’。与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五月初，最高领袖警告邓子辉，不要再犯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不过邓子辉并没有引起重视，在随后的汇报中，两人再次因为是发展100万个，还是130万个公社产生了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

七月份的会议上，邓子辉、谭振林、邓晓平与会，最高领袖批评说‘邓子辉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这预示着对他的大批判即将到来。随即最高领袖提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这个会要干什么不言而预。

邓与最高领袖针锋相对，传得沸沸扬扬，而两人都很固执，邓的妻子陈蓝对他说‘你就不能不说真话，或者少说真话?’邓则回答‘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他认为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自己必须将真实情况汇报给中央。

7月31日，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最高领袖当众批评说‘某些同志是小脚女人’，邓子辉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他只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而会后便找少其去解释，说对合作社控制发展、全面巩固，当初是书记处做的决定，而少其则让他要正确对待批评。

两个性格坚定、原则性强而又固执的人碰到了一起，谁也不肯退让，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七月最后一日的批评仅仅是开始，八月份才是真正的大批判，此后邓子辉便靠边站了，现下此事有待发生，暂且不表。

但已经在发生的仍旧发生了，由于对邓子辉的大批判，使得各个部门，没有人再敢‘稳步前进’，这为接下来的‘反反冒进’和‘大跃进’作了前题铺垫，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有着一个过程，它不是突然出现的。

并且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最高领袖从全局战略高度来看，国家要完成工业化，基于现有条件，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暂时的牺牲农民利益，这是没有办法的，再他看来，快一点，再快一点，将来农民就能快点结束这种痛苦。

可是从事具体工作的部门，则是从实际工作出现的情况出发，认为要稳步前进，要慢—点，不能过急，所以这是战略决策与实际执行过程之中的矛盾，双方都在为国家为人民考虑，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只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并不能真正的理解战略决策者思维，从而造成了后来的一切。

其实就最高领袖个人而言，他本人并不愿意，去插手具体的工作，他更愿意当一个战略规划师，他想像斯大林那样，制订好战略，然后下面的人便努力去执行，最终完成他的构想。

只是事情并不是他想像的那样，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的特殊性格，或者从某些方面来说，儒家文化的那种‘士大夫精神’，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对于‘不正确’的方面，总是有人会拼着脑袋指出来，这与苏联的那种政治生态又是不同的。

不难看出，邓子辉具有着—种‘士大夫精神’的特质，他面对认定的‘不正确’，就是采取了这种刚到底的精神，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挑战领袖的权威，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他是在犯错误。

如果从方叶的角度看来，他对于这个时代的这些同志，都有着一种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还有这种特质，只是到了后来，这些特质基本消失不见了，权力阶层中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趋炎赴势之徒，上面说什么都对，至于干成啥样，他们才不管。

威权时代有其优点，那就是一个声音说话，决策系于一人，能够快速的推进工作，而缺点也很明显，正确的则会加快进步，而错误的则将可能毁于一旦。然而威权时代又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政权初建的阶段，声音太多太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最终必然会加速权力分化。

凡事有利有弊，但就现阶段而言，哪怕威权领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威权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是时代政治发展的需要，否则那些头头脑脑们，谁也不服谁，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政治生态的构建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当人们翻j阅历史书时，总是觉得那些朝代上的开国皇帝杀功臣过于残暴，过于不仁，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去认真的研究，那些功臣们都干了些什么。

唐太宗倒是没杀功臣，不是他李世民不想杀，而是他杀不了，世家大族是他统治的根基，一旦下手则全国皆反，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世家大族挖空国家，最后开元盛世，一时散尽，国家万劫不覆。

宋太祖也没有杀功臣，杯酒释兵权的最终结果，就是冗官冗军。冗官，百万士子衣食所系;冗军，百万军兵衣食所系;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宋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没有对功臣下手的后果。

刘邦杀功臣，杀出了一个大汉;朱元璋杀功臣，杀出了一个刚强王朝;就连大清，它虽然没有杀功臣，但是也搞出了一个《贰臣录》平衡统治需要，这其实比杀了更加诛心，杀了将来还能翻案，列上奸臣录，则是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洪承畴、吴三桂至今仍令人不齿。

而曾经是什么情况?五位除了弼时，一度都有各自的班底，比如周公曾经还执掌过大权，手下干将并不少，稻上飞更有自己的系统班底，老总自不必说，军中的威望犹在，只是自建政以后，他便小心翼翼，知进退，能不开口时就不开口，完全将自己当成了吉祥物。

最高领袖对于他的这番表现自然是极其满意的，而周公则从51年之后就被数次拎出来左一顿输入，右一顿鞭笞，机智过人的周公，当然发现了不对，果断的放弃权力，52年五马进京，他便开始只管外交部门，几年下来，最高领袖对他也慢慢放心了下来。

现在还有一位，稻上飞的系统班底遍及政军两界，实力可不低，也因此一度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放手施为，这导致最高领袖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政令不出颐年堂，这让他十分恼火，虽然五马进京，一顿分权，只是最高领袖很快发现，这调上来的人，一部分心思也不单纯。

53年方叶进京，二人秘谈数日，这让最高领袖下定了不少决心，高、姚、林等人直接在他心中被排除出了决策层名单，只是这样一来，他环首四顾，猛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境地了，而这也是他当初对方叶说，要他出来做事的原因。

翻开方叶送上来的那些历史书藉和资料，这让最高领袖直观的看清了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一些人表面上顺从，其实心里的想法根本不是那样。

一方面，许多人对于路线的认知并不统一;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小山头已然在逐渐形成，权力到手就不想放下，各种滥用权力的苗头也在出现;新朝换旧朝，上来的这批人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阶层成员的距离还很远。

‘他们需要一个教训’方叶曾经说过的话，最高领袖经过这两年的琢磨，也开始深以为然了起来，只是现在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合适的发起时机，而至于这场运动竟然该搞到什么程度，他思索日久现在也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

一餐饭，吃出了不同滋味，但彼此都有所获，就在方叶在办公室里与荣益仁喝茶闲聊之时，许耀明走了进来。

“董事长，刚刚县里来电话，青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教授一行人，已经在北京集合出发了，将在三日后抵达同安县。”许耀明汇报道。

方叶一听，脸上便露出了笑容，他对荣益仁说道:“梁教授这次来是帮助县里搞城建规划的。”

荣益仁则是点头道:“我听刘县长说过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只是很不巧，我这次同安县之行已经结束，否则倒是想聆听一番这些大建筑专家们，对于县城规划的真知酌见。”

“会有机会的。”方叶笑道，他接着回过头对许耀明说道:“小许，你这边的工作交给新秘书，趁着还有十几天时间，先回趟家，多陪陪家人，然后直接到北京。”

许耀明却是抹起了眼泪，答道:“是，只是这次出国，三年都回不来了，不能再时刻聆听董事长的教诲。”

方叶起身，抬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说道:“男子汉别小女人作态，行政部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出国所需，北京我是去不了了，到时行政部会有人送行，另外我已经让后勤做了安排，今晚为你们这批出国留学生饯行。”

许耀明红着眼走了出去，荣益仁则是对华昌派出留学生感到好奇，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华昌早在三年间就开始大规模派出留学生了，大多派往苏联，少部分则派往了瑞士和瑞典，这让他感到十分惊讶，而方叶则解释了原因——学习各国先进知识，为国家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