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289章 有成绩也有问题（第2页）

主席微微一笑，挥手道:“闹点事怕什么，越闹藏地人民就越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对他就越失望，反而我们要是将这人给杀了或是抓了，给关起来，那才会给引起更大的问题，宗教这个东西处理起来还是要慎重为好。”

主席略作沉吟而后接着说道:“藏地的问题，虽是复杂，但说到底还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匹配造成的，要彻底的解决，一是提高藏地的教育，二是发展经济，我看未来的执政者也是这个思路，在方叶那边的现在，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老百姓的生活都提高了，那些反动分子也就没有了出路，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总理想了想，点起了头来表示接受，而后便说道:“那关于尼赫鲁的发言，外交部这边就不针锋相对了，还是缓和局势为主。”

主席重重的呼了口气，说道:“先就如此吧，但国务院这边要加强藏地人民政府的建设工作，要保证在1957年前后，藏地尽可能多的地区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觉得可以争取达赖，事实证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因此我们应当转移目光，全面争取藏地人民。”

“好。”总理答应了一声，汇报结束，他便起了身说道:“主席，早点休息，没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总理刚起身，主席却是抬手一拦，问道:“那两个示范县今年上半年情况如何?”总理立止了脚步，说道:“固安县自大锅饭在二月全部取消后，人民生产生活已经基本稳定，全县的合作社已经全面推广完成，今年固安县工农业生产比较平稳，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略有提升，工业方面国家投资的工厂建设工作推进顺利，社会整体稳定向好发展。”

“同安县呢?”主席问道。

总理笑了笑，回道:“工农商各业发展都很迅猛。”“迅猛?”主席疑问道。

总理点了下头，接着便介绍了起来:“农业方面自1953年全县新品种双季稻全面推广以来，实现年年丰收的情景，今年夏收，全县72万亩粮田，累计打粮5。7亿余斤，亩均产790斤，油菜种植12万亩，菜籽产量1。68余万吨，亩产约140公斤。”

“不仅同安县，今年整个庆州地区都迎来了主粮大丰收，仅一季收成，农民的温饱问题就初步得到了解决，据庆州地委上报，今年下半年若晚稻收成稳定，预计全年将生产120万吨稻谷，6。5万吨小麦，同比去年增产90%。”

“其它方面呢?”主席问道。

总理报道:“工业方面，据报目前除华昌机电外，近一年来，同安县新增国营、乡镇集体工厂27个，华昌投资公私合营工厂四个，涵盖有机电设备厂、电子元器件厂、农机工具厂，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巢丝厂、制衣厂、水泥杆厂等，全县各类大小工厂已有45座，职工八千余人。”

“商业方面，全县自个体户取消以后，市场十分繁荣，全县个体户三千余，有搞养殖的，有卖零货的，也有开商店的，各行各业都有，我听—机部的同志说，今年发往同安县的自行车就有一千四百多辆，每个月都要发过去三四百辆，这还是国家限额下的情况。”

“另外，缝初机、钟表、收音机在同安县销路也很好，安徽省七成的销售都在同安县。”

“这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些，同安县从示范县到现在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发展成这样了?”主席是很反感浮夸的，虽未明说，但觉得这水份也太大了一些。

总理笑了笑说道:“不是正式的汇报，大概是错不了的。主要还是华昌机电工厂的消费力强大，另外，那些发了家的个体户也是一个消费群体。”

“我听说华昌的工人工资比国营单位要高许多。”主席说道。

总理点头道:“华昌工人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国营工厂工人十年的收入总和。”

“怎的搞这么夸张。”主席听此已经有些不满了:“方叶不是说分配不公平吗?他现在又究竟是怎么想的?”总理见主席的脸拉了下来，其实他也觉得这分配离了大谱，如今国营工厂的工人收入普遍在20至40元之前，实习期间也有15至18元;最高的八级工工资是104元，华昌工人的工资除流水线操作工外，普遍翻一倍，同级的八级工，华昌工人的工资都在130元左右。

而这还只是工资，重要的是华昌工人有15%的股份，一年几千万分红，四千多人分，最差的也分了几百块，高的两三千元，可不是一年抵国营工厂工人十年收入么。

总理将自己了解的都说了出来:“去年华昌集团成立，根据规定，15%收益用于分红，以华昌机电为例，拿出了近四千万元进行分红，全公司四千一百多号人，平均分了两千多元，研究员、技术专家、科学家则分了数千至数万不等。”

“这种分配体制，工人确实受益了，不过根据同安示范县的税收政策，需缴纳2%至45%不等的个人所得税，年收入万元以上，需缴纳约20%以上的所得税，这些钱都归于了同安县财政，剩下的钱则由工人自由支配。”

主席续起了烟问道:“工人支配的问题如何来调节?”总理回道:“除平时生活支出，就是购买工商业消费品，前几日建工部长刘秀锋同志去了同安，听建工部的同志说，同安县要建新县城，还要搞什么生活小区，大概是建房子再卖给工人阶级，根据经济循环的一般原理，工人的收入相当一部分会被社会市场吸收，而后再反向带动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再来带动农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所以给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席听明白了。

总理点了点头:“大概是如此。”

主席说道:“目前，国内社会资源总量有限，这样搞会形成地区分配不公的问题，方叶难道没有想到这些?”“他肯定是知道的，不过…。”总理稍作停顿便说道:“毕竟是一个县城，人口仅有54万，就算全县购买力很强，也还不至于影响到全国，我想他大概是想要立一个榜样出来，好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当然是想到了，事实上他不仅全都明白，而且还是故意这样搞，因为过不了几年，国内的工商业品就要出问题了，大量的国营工厂建了起来，但是却没有多大的消费市场，或者说基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制度上压制市场的发展。

然而想法没有错，集中全国资源办工业，但是没有一定程度的市场，造成的结果却是很大的，1956年开始，大量的高中，大学毕业生、城市青年无法就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山上下乡。

知识青年下乡，这在短期内，确实对老少边穷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但是随着大规模毕业潮的到来，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大。

城市青年除了进工厂，进学校，基本没有别的就业方向，可国家工业才刚刚起步，大多数国营工厂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待发展，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多就业。

特别是到了1958年时，全国国营职工包括公务员，达到了惊人的5400余万，而全国人口只有六亿，相当于十分之一都靠国家养。

可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后面还有一两千万青年无法安排工作，等于有七八千万人，都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国家来想办法供养，这又将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压榨，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以自行车为例，1955年中国自行车生产迎来了一个高峰，全国全年生产了60多万辆自行车，但是在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急少，而自行车的生产量却又在不断的增加，仅仅五年之后，1960年就达到了250万辆。

工业品不断的产出，消费市场又没有搞起来，同时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国家调拔价与市场价完全不同，自行车调拔价一辆160元左右，而市场价两三百元，一个普通工人，就按石油工人来说，三级工一个月才43元，一年收入才够买一辆自行车，现实是，工人不可能拿这么多钱来买。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就此出现了，社会终于从解放前的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抑制，初步解决，接着再次通胀，并且这一通胀就要持续了二十多年，恶性循环就此诞生。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减缓呢?当然是可以的，其实将工人收入提高一些，而后发展一些基本的市场，不说完全解决，至少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通胀，只是懂经济的人那么多，但最终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却并没有人敢于说出来，这中间的因素自然也不简单。

首先是意识形态，发展市场就等于是搞资本主义，谁敢提那就要先看看自己的脑袋有几斤几两，其次是对工业发展的认识不足，认为通过抑制社会成品总量的输出，同时提高资源输入，减少支出，就能更好的发展工业，也就是一切向工业集中，集中资源办大事。

不得不说，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只是过于教条了，集中资源没错，减少支出也没错，但是内部市场同样要发展，否则生产出钢铁，制造出自行车、缝纫机给谁用?用来做什么呢?

纯靠外贸又行不通，那些工业国根本不缺这些低端工业品，甚至他们造得更好，往穷国卖又卖不出去多少，内循环又不搞，陷入了经济发展的误区。

最后就是国际局势的问题，建国之后，国家面临的形势很不好，虽说突破外交困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随着中国与苏美同时对抗，中国仅存的社会阵营市场又丢失了大部分，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了起来。

正常来说，这时候扩大外贸与内循环，需要两手抓，结果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全力扩大外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现实却完全不是如此，长期的贸易逆差，本就入不敷出，再加上对抗导致国防投入飞速增长，让本就处在困难之中的经济形势，顿时雪上加霜。

学苏联模式，想象也很美好，国家控制一切，国家调度，国家分配，结果国家又没有苏联那么多专业的经济人才和数学家，未能进行全国大数据统计、分析与调查，也就是国家治理的专业水平很低，这使得在很长的时期内，国家其实只学了苏联的样子，并没有学到精髓。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方叶有时候甚至不忍直视，他觉得从那边将同安市的市政府领导班子搞过来，其治理水平都要比现在高几个台阶。

别的不说，还是拿国务院出来举例，搞运动式建设一个比一个专业，大手一挥，上!就一窝蜂的冲，结果几年下来，随着发展加深，这种运动式建设，其实已经不满足国家的需要了，现下国家需要的整体统筹，整体规划，整体实施，然后过程之中做好监控，同时不断的调整，可是这样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做，结果就是闹出了1956年初的‘反冒进’笑话。

各地纷纷层层加码，上报了56年度的建设计划，总理和陈云一看，顿时就慌了，说目标订得过高，太离谱了，接着就报给主席，主席问二人，既然说太高了，那就拿出太高的证据来证明，结果又拿不出来，主席为此大怒，说是草台班子，下令反反冒进。

方叶曾经在看历史资料之前，也觉得反反冒进不对，后来他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才发现国务院这干的实在太欠水平了，如果放在华昌集团，他恐怕第一时间就将人给罢了，这么基本的统筹管理都搞不好，那还搞个蛋。

虽说作为国务院一把手，总理有总理的难处，但其实也有些小心过头了，自己既然名正在位，那该做的就做，制度该建就建，职责该划就划，统筹该搞就搞，人员该培训培训，做不好的该调整就调整，工作该上报的上报，只要立身正，职责范围主席也根本不会说什么。

诚然，也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此时百废待新，上面指令一个接着一个，确实也没有时间来认真的搭建框架，但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制度的建设就更加重要了，即便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可这样的工作还是要人来做，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这方面，只是这样的工作又没人来做，最后可不就问题越来越多了。

三月间，方叶向总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总理现在也在着手搞这些事情了，但搞成什么样，现在方叶远在千里之外并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统筹管理工作没有搞好，明年的冒进问题大概率还要发生。

这件事不能用单纯的政治问题来解释这场争论，认为反冒进错，或者反反冒进错，更不能用个人专权来贴标，本质上就是工作没做到位造成的最终结果，事情没搞好，弄出了乱子，最后还平反，再方叶看来，那怕是扩大化了，根源上这件事也没得平反，错就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