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301章 新书记上任（第2页）

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大同世界需要的是人类达到无可匹敌的生产力，内外部的矛盾都已经全部解决，且拥有一个完全公正的分配制度来确保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然而就当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世界上存在的矛盾，这个大同世界究竟是否能够实现呢?答案不言自明。

人们往往基于现有条件，用充满足够想象力的思维，去论证某种理想的现实性，就像21世纪的许多人们，他们认为如今都已经实现无人化生产了，世界的物质也足够丰富，如果当年不是反贼们搞走资改开，今天的乌托帮理想社会早就实现了，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总认为曾经一段时期内是一一个绝对公平化的分配时代，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一时期里，表面看是绝对化的公平，但如果揭开那一层细纱，就能看清内里，分配其实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工人退职养老金从1951年就开始了，而对农民的统购统销、户藉制度分别在1953年和1958年实施，农民户藉与土地严格捆绑，除了农业产出利润外的一切利润都被认定为非法。

1952年工人实行公费医疗报销制度;　1955年起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子女实行医疗统筹;　1958年凡事公职人员一律享有该制度的利益，医疗对象本人仅需出挂号费。

5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合作医疗，但是自发式的，真正的合作医疗法要到2003年。那一时期的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极低，与城市里的职工与公职人员根本没法比，而且到了50年代末，农民并不是想进城看病就能进，还需要开证明。

所以城乡二元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面对建国初期，农民进城的热潮，这种二元体制的建立，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国家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物质供给，但这种人为制度性设计，其实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21世纪的人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工厂车间里，他们就自以为实现原来那种绝对公平化的制度，现在的一切剥削就会消失，孰不知如果实行那种制度，他们现在连坐在办公室或车间里的资格也许都不具备，看看自家的户口本往前数三十年，自己是农村还是城市户藉?

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无论是减少或者增加，只要有人获得的多，就有人会减少，因此世界上只存在相对合理、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分配制度，如果所有人的分配都完全公平，那么以人类现有的认知和生产力水平，这将是一个开始走向死亡的世界。

一切美好的描述，只是让人们听起来很美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乌托邦式的理想主文就在给人们描绘这样二种蓝图，就如同古人总是追寻的三代之治”一样，看上去是哪样的正确，而又富有想象力，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们‘三代之治'究竟该如何实现呢?古人们说要施仁政，要修身立己，是对道德的要求，后来进步了，换了一个说法，叫为**服务。

当正确的思想，与客观规律相悖，缺乏实践的环境或条件时，它就无法实现，因此这种思想只能做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存在，而不能认定它是实现的途径或者方法。

思想从来都只是方向而不是方法，如果认为按某某思想就能实现某某目的，这是错误的认识，而若是按某某方法来做，则才可能实现某某目的。

哲学范畴的理论联系到实际之中，共产主义就如同‘三代之治’，它是正确的思想，而在实践之上，最高领袖认为要坚持这一方向，然后采用纯粹的共产理论并联系实际，进行实践，要争取早日实现消除剥削;少其也坚持这一方向，但他采用的是实践方式与最高领袖不同，他认为自己的方式，相对来说更加贴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前者有苏联发展的样版在，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最高领袖认为自己的设想完全可行，而后者则认为苏联的道路取得成功不假，但是它存在缺点，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换一个方式，不过这个方式没人走过，成功与否无人知道。

前者最终成功的实践的了自己的理论，但出现了与苏联一模一样的问题，后者最终也被继承者实践了他的理论，也同样出现了前者早就预言过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才是成功的?其实无法评价。

我们只能从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层面来认知两者的实践结果，如果按这个方式，后者无疑更接近这一-规律，而也因此，后继者给予前者的实践评价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用是非对错来衡量，便是此理，因为对错确实无从谈起。

。。。。万物复苏的时季，一年春播又来到，农田里农民伯伯们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田间地头挥鞭呼哧之声不绝于耳，接任姚圭甲暂代同安县委书记的桂林西正式上任了，而他来到县里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督察农业生产。

最近几日，县农业局长王更生一直陪同在桂林西的身旁，从城郊开始深入农村，走遍了周边的几个乡镇，至此桂林西也对同安县现在的农业情况有了切身的认识。

同安县现在农田72万亩，全县农村地区全面实行集体体制，强调农业互助合作，不过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同安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并不强制，而是由互助合作组长自愿组织安排，并由集体推动，更多是道德的约束，而不是制度的要求。

虽然同安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是互助合作组在实践过程中却是做得很好，这也让桂林西感到很是诧异，此刻田埂之上，桂林西就像王更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桂林西问道:“王局长，县里是如何协调实现互助合作自愿原则的呢?要知道让人们去做与自己无利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别的地方说是自愿，但还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看同安县完全不是这样。”

王更生笑了笑回道:“刚开始我们实行自互合作时，也是带有强制性的，但后来县里就没有这样搞了。这事要说清楚，还要从54年全县全面实行乡镇村集体体制开始。

他继续说道:quot;同安县的集体体制强调的是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集体制，而并不是一切集体制，比如农田方面推行的是就是责任制，农田全面分到户，只规定种植作物，其余则由家庭自由耕作。

桂林西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王更生便继续说道:“这种方式就打破了过去互助合作的基础，因此刚开始部分农民责任田之后，也不想再给其它用耕作，毕竟这占用了自己的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里实行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广泛的宣传，一个是给予一定的利益。”

“请仔细说说。”桂林西说道。

王更生说道:“县里派出宣传队到全县各村进行宣传，讲述县里发生的互助合作的好人好事，从道德层面进行宣传，同时县里乡里还进行相关的表彰活动:而在利益方面，凡是愿互助合作帮助他人的，可以得到一些工分，这样一来就可用工分抵销一部分公共义务劳动，主动进行互助帮扶的家庭，比如某户人家出了耕牛，集体会给--些经济补贴。

“同时，在全县对村风村纪进行表彰和整顿活动，搞了许多道德模范村、模范组，什么互助合作模范之类，很快全县就刮起了帮助他人的优良风气，全县的村风村纪也为之唤然一新。

“另外，像失去生活能力的孤寡老人，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推动村集体领导带头帮扶和村民组互助帮扶。”

“每到年底时，县乡镇村领导都会上门，去看望慰问那些孤寡和家境贫困的家庭，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而对于那些道德模范、互助模范的家庭，其成年子女县里也会优先选拔进入县里的工厂工作，所以几手下来，人们的互帮助扶热情很高。

“原来如此。”桂林西微微一笑点头道:quot;这恐怕也是方叶同志的手笔吧。

王更生裂开嘴笑了起来，答道:“是的，他在我们农业局时就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道德建设要做，但是利益也不能少，没有利益，这种事就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现在孤寡老人家的田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耕作，年底时，四邻八组的老百姓送肉、送油、送粮已经形成了风气。

其实方叶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还是因为早年前耳濡目染的结果，他记得小时候，庄子和隔壁庄子里都有一户孤寡老人，大家就是这样照顾的。

每到杀年猪时，父母总会做好一碗烧肉拿上几斤挂面或者别的什么，先送完本庄子的邻居，然后端上肉走上一一里多地给另一位老人送去，而隔壁几个庄子的百姓都是如此。

特别是到年底时，老人家里几乎堆满了各种送来的吃食，后来两位老人先后走了，也是村子里大家集体出钱，集体打幡，入土为安，修的墓也是最好的，只是不知从何时起，这种道德风气慢慢的就没了。

前些年修高铁，庄子里的那位孤寡老人坟也没管，不知道被平了，还是被挖到哪里去了，曾经每年庄子里大家都会去烧纸，现在坟找不到了，也再没人去了。

桂林西说道:“农业生产关系到百姓的饭锅，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我刚过来对于县里的相关情况还不熟悉，你作为县农业一把手，一一定要盯好，全县72万亩农田的耕作还是按过去的方法，我不会干涉，若是出现问题要随时来找我。”

王更生连忙道:“请书记放心，县农业局的人都派了下去，另外农技站也全员出动，全力保证今年的春耕工作，保证不会出问题。

桂林西这才点起头来，说道:“耕牛是个大问题，虽说同安县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一些，但这个问题还是要抓紧解决。”

王更生回道:“县里为了解决耕牛的问题，53年就成立了养殖厂，去年第一批170头牛出栏，今年将会提高到500头，争取三年内养殖规模扩大到一千头。另外县里在耕生方面设有专款，已买了一批种牛回来，如果不是全国各地都要牛，我们今年就能解决全县耕牛的问题。

quot;现在缺口还有多少?”桂林西问道“全县目前有牛2235头，按每头牛每天能耕2至3亩田计，因此每十户需要三到四头牛，大约还缺1200头左右。”

牛真是一个大问题，不只是同安县缺，而是全国都缺，所以现在的同安县不是没有钱买牛，而是没有那么多的配给名额，所以自己养是一个好办法，虽然慢是慢了一些，但牛养殖起来了，以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耕牛使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至于发展农机，这确实是一一个更佳的方案，问题是，全国的油料一样缺，工业上使用都还不够，推广到农业上，现在还不是一个好时机，所以这不是搞出农机就能解决的问题，方叶知道，桂林西当然更知道。

全县正值春耕时节，不过这是政府工作与方叶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现在的他与无锡机床厂的赵正达一行人，刚刚签订完大型磨床工厂合作协议，接着就出席在同安县进行的工厂奠基仪式，当然作为如今同安县的一把手，桂林西自然是要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