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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2章 全会政述章慎订（第2页）

要知道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的论调从未放下，也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提出过任何质疑，而现下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少其作为国家现下的二把手，公开将此摆到台面上，这件事一个不好就将造成重大政治事件。

其实不止参会其它同志，就连方叶也同样在文件上，将此处划了两条杠，虽然理论上来讲，发言稿会交给主席审阅，但他不知道少其是否这样做了，若是没有，那么这件事就不好收场了，他只能祝愿这份稿子主席已经确认过。

方叶作为列席的代表，他距离主席台隔得有些远，但他还是抬起头来，认真的朝主席看去，只见主席坐在主席台正中央，他随手翻了下文件，拾起铅笔划了一下，而后便抬起头，表情淡定的面朝着众人，看不出任何异样之处，这让方叶心里暗暗舒了口气，或许这是一个好兆头。

事实上，早在1957年4月，主席在承天门城楼约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时，他就曾指出‘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而为了更好的结束阶级斗争，他请各民主党派帮助党的整风。

只是在这场座谈会中，一些人士‘文青’发作激进过头，将议建会开成了意见会，而后又变成了对我党和政府的批判大会，甚至个别人直接攻击起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公然向党向社会主义开火。

主席看到此情此景，他明白对这些人士的改造是不够彻底的，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一场‘反右’运动就此展开，这场运动是国家发展及政治的需要，它在开展过程之中，确实有误伤无辜的情况发生，但是它的正确性无可指谪，也是必须要进行的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发起之时，中央高层的五位书记(当时任书记还在）对其历史都是了解的，所以一致同意‘反右’，而在运动出现扩大化趋势之后，国家更是及时给予了纠正，使得扩大化最终并没有全面铺开。

1960年后，国家同历史上一样，给在反右运动中确遭冤枉的一些人进行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这场平反工作一直到时下的1964年仍在进行当中，而方叶修订版《三体》小说就是在1962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平反的情形下出版的，其最后受到全国大批判，除了人为原因外，时代背景同样是扩大对其政治批判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会第一天以主席宣布开会，并公布议题开始，而后少其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随即总理就1962年八届十中以来的工作情况向大会作了汇报，并对‘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和指导性做了进―步的阐述，而晓平副总理紧随其后发表了‘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要实施的具体工作和要实现的目标。

副总理陈芸、李富椿、高冈汇报了过去两年各自所负责的情况，并就三五计划期间，结合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指示又分别做了规划。

会议进行到第二日，开始了分组讨论，中央四位书记和几位副总理分别参加各省和自治区及民主党派等组的讨论，并就新经济政策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做了说明，认真听取各方议建，最后形成提案上报中央。

会议从四月一日，一直开到了十二日，历时十二天，而在最后一日的大会上，主席进行了大会总结性发言，并做出重要指示。

只见主席在大会上将面前的稿子翻了翻，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说道:“过去十一天，我参加了几个省、自治区的分组讨论，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也听取了不少建议，再加上其它组的讨论成果，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这个会议总体上是很成功的。”

主席的话刚落音，会议现场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主席抬手招了招，过了好一阵，会议现场才安静了下来，主席微笑着继续说道:“中央的领导同志，比如少其同志和总理就跟我说，这个会上我要做出总结性发言，这样有利于中央政府接下来的工作开展。”

又是一阵掌声想起，主席在掌声中说道:“我想那就说吧，可是要做好这个总结性发言，让我想了好久，以至于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不知道参会的同志们这几天晚上是不是睡得很好。”

主席打趣—般的话语，让会议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接着便又是久经不息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主席不停的招手示意大家停下。

待掌声平息之后，主席收敛起了笑容，说道:“我想同志们大概都已经意识到了这场会议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它是指导我国接下来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的总方针、总路线、总政策，所以这个总结性发言如何做，让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认真的聆听一起来，而主席则继续说道:“随着过去这些天分组讨论的深入，中央对于全国和各地的情况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也就是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如少其同志在大会第一天时所讲的，问题也同样不少。”

“首先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经过多年的建设，虽然有些发展得快，有些发展得慢，但成绩是有的，这—点不能否认。至于所出现的问题也事实存在，且各种各样，不过总结起来，其实就那么几点。”

“—个是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相对落后;一个是地区贫富不均，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是民生发展的问题;若是将这些问题全部统一起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发展的方向基本正确，但是发展的方式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从而造成了一些困难。”

“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主席站在发言台前，握起了双手，铿锵有力的发言道:“这个问题自然要解决，而且要解决好。至于如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本次大会讨论的最重要议题。”

“那么还是用过去的发展思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不作出任何调整，不进行任何变化，这个问题自然是解决不了的，因此既然这条路走下去已经给发展带来了阻碍，我们就要学会变通，我们要依托现有的国家发展情况和外部局势变化情况，做出符合国家需要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方法就是本次大会上提出的‘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方案。”主席接着说道:“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得通呢?我看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实践，只有从实践中才能检验出真理，探索出—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这个经济政策，我是支持的，且认为现下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主席舔了一下食指，翻过一页讲稿，继续讲道:“过去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通过实践后失败了，这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现在中国也要搞‘新经济政策’，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肯定会是有的，但是不是说别人讲不好听的话，我们就不做呢?列宁同志的政策失败了，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呢?我看在实践的结果出来以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

“中央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认真的研究了列宁同志新经济政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学习和探寻了南斯拉夫的经济自治制度，而后中央认为就当下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改变是不行了，但是现阶段彻底改变，或者说颠覆掉，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自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开展以来，我国取得了许多成就，过去的农业国现在有了一点工业，在科技发展上也稍稍取得了一点成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计划经济体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正是有了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才能整合全国的资源，发展成为了初步工业化国家。”

“现在这个体制在当下的环境下，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许未来我们会在计划实行的方式上做出调整，但是计划这个大基础、大方向是不会变的，没有计划，就缺乏规划，国家就难以有持续稳定的战略，也就没有一个好的战略来指导国家的发展，这是要不得的。”

主席就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发表了详细的观点，而后又从新政策实行将遇到的困难上，进行了讲述，他说道:“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过渡政策，它是对现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补充，而要实行好这个政策，一些过去的方式也要做出调整。”

“过去我们讲阶级斗争，那是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所面临情况的需要，而现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家现下面临的环境又不同了，所以阶级斗争这个观点也要发生变化。”

“阶级斗争要不要讲，自然是要讲的，但它已经不是我国现下最主要方面，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求发展与求生存间的矛盾问题，也即是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还是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主，就现实情况来看，现下已经从阶级斗争时期过渡到了经济建设的时期。”

“但是若要进行全面经济建设，现在国际政治局势又还缺乏一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共同作用，阻碍了我国实行全面经济建设的发展策略，所以我认为，为适应当前阶段国家发展的需要，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阶级斗争为辅’的策略。”

“经济建设我们要做，阶级斗争这根弦也不能完全抛之脑后，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必然要减缓，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而放弃阶级斗争，我们就要在当前的国内外大环境里吃大亏。”

“因此，我们要一手抓国内经济，促民生保发展;一手要对付国内外的反动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经济建设是一只拳头，而阶级斗争是另一只拳头，两手都要抓，两拳都要硬。”

“如上所述，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发展中，阶级斗争要为辅，国家的经济建设要为主，要着手解决分配合理性的问题，尽快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改善，实现公平与公证，这也是我们过去进行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

社会公证和人民幸福，这是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而主席在此时再次提出这个观点，自然是为了提醒大家，国家发展到了现阶段，已经到了要实行民生建设的时期，若只一味的谋求发展，而忽略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期盼，不做出调整，那么国家经济的发展就会出问题，就缺乏‘公平与公证’。

主席的总结性发言，很好的阐述了发展与生存之间的矛盾，过去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现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谋求发展与谋求生存并重，两者都不能放弃，而如何实行好这个新政策，并让它成功，这是对‘新经济政策’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所以，当主席发言完成之后，不少同志对此产生了一丝疑惑，一手谋发展，一手谋生存，二者真的能兼顾吗?它们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掌握?但不管大家是否有疑惑，现下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任何人也不可能改变。

然而，随着人民日报，刊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以后，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效应。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无异于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就连国内一时间也议论纷纷，不过与国外不同的是，人民群众是真的感觉春天到了。

若干年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始于1964年，而新中国的经济腾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历史仿佛从这一年打开了它的加速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