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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4章 进步（第2页）

1965年全国卡车生产总量已经比历史上翻了一番，突破了十万辆大关，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方叶给国家的建议，每年至少要生产15万辆，到1970年时，年产卡车要突破20万辆，全国卡车保有量要争取达到150万辆。

要知道历史上，时至1980年，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全国汽车总量才刚刚超过印度，当时达到了178万辆，而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印度的三倍。

现下全国生产出来的石油用不完，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对于一个本就贫油的国家，这是换外汇的无奈之举，然而方叶认为既然石油够用，那么就多生产卡车，即便150万辆卡车，一年最多也不过消耗掉5至600万吨石油，而石油出口则是得不偿失。

国家接受了他的建议，因此石油开始减产，从颠峰的年产2900万吨，减到了2600万吨，五年来进一步削减到了1900万吨，其中500万吨用于出口，其余自用，全国石油已经完全自给自足了。

同时，汽车工业的发展会进一步带动钢铁、机械、机床、液压、电气、仪表等工业行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卡车卖得越多，这些企业赚得就越多，工人有了可靠的收入，就会消费，从而促进商业的发展，全国经济就是这么一步步增长起来的。

这其中自行车行业发展最快，截止1965年底全国自行车生产量突破350万辆，是历史同期增加近一倍，大规模的生产以及取消了票证制度，使得自行车价格大跌，最便宜的一辆自行车，现在只需60多元就可以买到，普通载重二八大杠也只要八九十元，而国家依旧在提高生产量。

根据国家计委的规划，到三五计划结束，全国自行车生产量要突破一千万辆，要保持自行车价格不会上涨，这算是一个惠民措施，也就是方叶提出的，国家工业发展的成果，应当惠及全国人民，如此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而且还能改善人民群众交通出行的基础需求。

1961至1962年时，国家还在精减工人，全国有800万工人近千万知青到了农村，而仅仅四年之后，全国增加工厂余四万家，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社会生产需求极大，工人又不够用了，于是减下去的人又全部招了回来，知青也大部分回来了，他们成为了工人和个体户。

所以，现下全国失业的情况已经彻底解决，不存在毕业没工作的情况发生，反而是知识分子不够用，用工需求出现季节性短缺，国家完全没有预料到，原来按照方叶提供的那套搞法整下来，最后全国经济发展会呈现出这么繁荣的局面。

明明通胀需要精减人员，减少生产，方叶却认为要反其道而行，不仅不该减，反而要增大生产，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工人和农民收入，恢复消费市场。

这套操作经过实践证明是完全有效的，其实58年到61年的通胀背后实际不是工业品卖不掉，而是人民买不起，是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困境。

这里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暖水壶，这么个基础工业品，毫无技术含量的东西，价格却高达10至20元，妥妥的奢侈品，而公社中一户农民的年终分配所得不过数十至百多元，少的甚至只有十几元节余，这点收入要供全家开支，这让老百姓如何消费?

当时方叶将这个例子举给两位主席和总理听同样的东西，在西方国家，法国不过两三新法郎美国更便宜不过一美元多一些，同样是自主生产中国的价格却是它们的几倍，以至于全国绝大多数家庭根本用不起，简直离谱，三位领袖听完后皆默不作声。

那天，方叶显得有些不忿，他向总理说:quot;老百姓连喝口热水的权力都没有吗?如果热水瓶的价格打不下来，那华昌就开个暖水壶工厂，定要将这个价格打到四五元，甚至更低，到时别怪我们将那些工厂全部干破产了。

这话别人如果说了可能没人信，但方叶这样说，那他是真的能做得到，去年从法国回来后，他甚至连在庆州成立一家年产一千万只暖水壶的工厂规划都做好，计划是从法国引进全套生产线和技术，没别的就是堆产能，薄利多销。

后来，总理将一机部长找过来了解情况，根据一机部的调查，时至1965年，全国最大的北京热水瓶厂年产能不过15万只，全国各地的产能加一起也不过百万只。

全国两千多个县，7。4亿人口，约合740人分一个热水瓶，所以热水瓶是妥妥的高档工业品，只在政府部门和城市家庭才拥有，农村地区基本买不主席听完汇报后，讽刺说:'这是老爷壶:是'贵族牌'热水瓶。

总理啥话也没说，随后一机部找到了方叶，从他那里要来了建厂方案，中央财经委员拔款4200万元，扩建北京热水瓶总厂和湖北荆州热水瓶总厂将其两厂年总产能扩充到800万只规模，同时要求全国各厂依据自身情况，扩充热水瓶生产量，争取在五年内，让全国家庭都能用上热水瓶。

计划经济就是如此，靠指令来生产，如果放开让市场做，那么全国一下子能蹦出成百上千个热水瓶厂，所以社会不缺需求，缺的是意识到这种需求存在的人。

随着一机部指示的下达，同安示范市也成立了一个年产三百万只热水瓶的工厂，由市政府自筹资金，从法国引进全套先进生产技术，至此三家工厂就可年产1100万只热水瓶，不过新扩建工厂需要时间，预计明年同安市的'龙眠牌'热水瓶就可投产生产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这是当前体制决定的，这种体制如果不改变，方叶也没有办法让国家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就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基于现有体制，基本上三五计划结束之时，社会经济也就发展到了上限，再要像现在这样大幅度增长，唯有改变体制。

这也是方叶此前向领袖讲述，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多实行到四五计划结束为止的原因。

事实上按现在的发展趋势，社会上低级工业品的基础需求很快就会饱和，三五计划结束基本上也就到顶了，如果不能进一步拓宽渠道，提高生产力，创造新需求，那么经济发展放缓是一定的。

然而，提高生产力不是一个单线将新技术投入就完事的，它是一整个社会工业、经济，甚至包括农业运行的基本逻辑。

新技术的出现是国家科研投资的结果，而这个结果需要工业生产变现回报，但是一方面国有工厂没有多少创新的动力，新技术出现乏力;另一方面，即便出现了新技术，过高的生产成本与消费群众低收入导致的低消费欲望之间存在矛盾，简单点说就是卖不掉。

这里华音的电子产品就是最好的例子，华音全球年产能已过百万台，然而国内一年十分之一的销售量都没有，隔壁的日本1965年，不足一年就卖掉了20余万台，就连缅甸这么小的国家，一年也卖掉了三万多台，几百万人的香港去年销售量和内地差不多。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新技术在当下的国内并不能做到快速变现，如果不是国外市场的支撑，华音公司早破产倒闭了，哪还有钱搞新技术?

按这个现状，基本推演下去，华为即便有国家的大规模资金支持研发，但是成果也难以在国内应用和变现，陷入同国内其它行业一样，投资、研发、再投资、再研发的轮回中，新技术没有市场验证，最后就是闭门造车。

国门不开时，国家巨大的科研投入，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看着是打下了基础，可这些基础没有市场验证，没有行业竞争，陷入高投入低回报或无回报的境地，可等到国门一开，便集体傻眼了，差距过大，缺项太多，过去的投入全部打了水漂。

1966年是苏美两个阵营国家冷战的激烈时刻，这个时期国门不可能打开，这不是中国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做不到，因为即便中国将国门打开了，也没几个国家会来，这样的开放没有任何意义，国际政治环境同样也不允许。

中美关系缓和是国门开放的提前条件，欧美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首要因素，这是一个事实，接不接受它都摆在哪里，而现下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仍旧受到诸多限制，一般民用工业搞不过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领域基本没有合作的基础，市场开放也很有限。

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么是官方贸易，要么是通过第三国秘密贸易，民间贸易基本不存在，即便有也是挂羊头卖狗肉，背后仍是官方，就比如中国通过香港与英国、意大利、西德等国进行有限高科技产品贸易一样，背后都是彼此官方在操作。

不过，虽然现有体制还不能直接打破，但是国家也在做出相关的调整，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第二年，国家进一步做出了开放性的动作，而开放的对象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华侨。

早在1965年，国家就在争取东南亚华侨归国投资，而海外华侨对此还是有所顾忌的，一直到今年，印尼国内反华的声音出现，局势动荡不安，印尼与马来的战争也还没有彻底结束，整个东南亚诸国都或多或少有着反华的声音，这让华侨紧张了起来。

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再度出面邀请华侨归国投资，1966年5月，东南亚第一支印尼中华总会华人华侨代表国回国访问，总理给予了极高的礼遇，这支代表团中就有金光集团的林绍良、友光公司陈大江等人。

总理向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归国访问中国这些年来国内各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国内也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欢迎他们回国投资。

并表示，将开放一般民用工业和矿业行业，如机械设备、纺织、金属等一般民用制造业，另外还开放橡胶种植业、水果种植业以及电子商品、农业等行业的贸易，只要他们愿意回国投资，中国都举双手欢迎。

这是第一次对外开放，印尼华商还是有所犹豫的，而总理也不急，安排有关单位认真接待，陪着他们到国内各地去参观，一圈逛下来，印尼华商看到国内已经相当的开放了，而且居然也早已允许私人做生意，这倒是让不少人非常的意外。

些华商决定到国内来投资试试看，不过规模并不大，一行二十多号人归国，意向投资额却不足300万美元，总理知道这是试水，因此也没有表达任何不满，反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总之，吃好、喝好、玩好，顺便还安排人陪他们归乡祭祖，一切招待非常的妥贴。

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场海外招商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因此1966年也成为了中国海外投资元年，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有了海外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这颗小树苗越长越大，到了八十年代时，已然成为了苍天大树。

还是五月，军委经过认真讨论，正式批准了组建第38集团军，这也是新中国军代现代化改革的开端，这支军队的组建，受到了全军上下的高度关注，只因它实在是太豪华了。新军人员都是从全军选调的精华，不仅全军将士最低要求初中学历，而且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了20%，绝对的集全军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