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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5章 反复发作的短缺问题（第2页）

李副总理说道:“如果解决一些工厂的计划限制，那么它的资源配额问题如何解决?总不能他们想要多少，国家就给多少吧?如果将来每个工厂都这样搞，就会挤占其它工厂的配额了。”

总理回道:“现阶段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配额嘛，但其生产指标就不要去干涉了，由这些工厂根据销售情况自行决定。”

此事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毕竟全国现下都是指标式的，每个工厂向上上报下一度的生产指标，而后由国家核算后给予资源配额，比如某工厂每年的钢铁配额是一千吨，而实际生产超额了怎么办?这就要看国家有没有余额了，若有多就可以再给，没有就只能等明年了。

但各地和各地工厂都会发展，每个阶段对于资源的需求量和需求种类也都是不同的，比如工厂规模扩大了其配额就需要重新审批，而为了尽快跑通流程，争取到更多的配额就需要跑关系，于是就有了地方向省里派办事员，省里到京里设办事处的情形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立即取消，而是仍旧采用，其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取通道还没有完全打通，同时新旧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也需要一个时间来过渡，那时有工厂倒闭，但也有工厂需要更多的配额，这也是八十年代跑关系成风的由来。

总理将情况向刘主席和主席进行了汇报，好在情况不是很严重，既然两部委都已经商量出了解决办法，那就只能按此先实行了。总之，现有条件下，只好先苦一苦小城市。

菊香书屋里，主席对总理说道:“一个制度要变化，一些理论工作也要展开，不能突然就搞出一个东西，到时上下官员都理解不了。”

“主席的意思是让新发委或是发展性经济研究小组出面写文章?”主席摇了摇头:“新发委就算了，这样容易让计委与其产生争执，还是让发展性经济小组成员去写吧，就让方叶同志写一篇内参，讲讲计划经济在我国实行这些年来的相关情况，言辞不要太激烈。”

“这篇内参传到哪一级?”总理问。“先传到省一级。”主席答道。

方叶并不在京城，他回同安过年去了，所以一直到年后，他才接到了总理的通知，但这篇文章可不那么容易写，内参文既需要有理论、数据支撑，又要能客观的反应出现实，所以方叶需要大量的资料。

计划委员会和财经委员将方叶需要的历年资料都提供了过来，但即便如此，他仍旧翻了十几天才动笔。

这篇文章既是对1953年计划经济在我国实行以来的发展总结，也是对这一经济体制存在问题的一次总结和剖析，再横向对比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各自的发展情况和优缺点，但写着写着方叶就发现一篇根本不够，于是改成了上下两篇。

文章上篇以叙述开篇讲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实行这一经济制度的原因;而后又以图表的方式总结了自计划经济实行以来，新中国在工农业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无可否认其成果是辉煌的。

但方叶在文章中也不回避出现的问题，他对计划决策及实施过程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全部都列了出来，而后分析这些问题出现背后的原因，同样的问题苏联出现了，中国也跟着出现，几乎如出一辄。

同样的问题重复出现，必然有其原因，方叶就此展开了分析，他认为这种基于纯粹数学统计和分析式的计划，只能表达过去而不能全面的展现未来，尤其是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测其计划应对上，往往都是不全面的，而这就造成了三番五次计划与实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他同时认为计划经济偏重于特殊时期的需求，而不是一种正常经济发展逻辑下的经济规律，这使得明明前一年或几年的数据统计分析非常的科学，但是制订出的下一度或长期的计划，最终与实际社会经济发展不符。

上篇文章中，方叶将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以来的优缺点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而下一篇则是制度对比文章，他对比了中国、苏联及社会阵营、南斯拉夫和西方自由经济制度。

同样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阵营除南斯拉夫外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而南斯拉夫采用了自治经济制度，方叶讲述了这种制度存在优缺点，但很显然相比于阵营其它国家，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方叶讲述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基于国内和意识形态问题，最终选择了不同经济制度的原因。

并将计划经济制度与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下，国家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情况、人民生活进行他都进行了基本对比总结。

随即又展开了对‘自由经济制度’的讲述，文章中并没有出现革命式的批判，而是较为平适的讲述这—制度在西方商业社会和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从个人的观点出发，讲述它的不足，也承认了其优点方面。

三种不同经济制度对比总结分析完成，最后他展开了对计划经济的总结，他提出了一个惊骇的观点，方叶在文章中指出，计划经济的核心其实或许不能用‘计划’来形容，而是‘禁止’，也即计划之外的都是禁止的。

随即他对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求与供应、制度因素、历史背景四个方面讲述这—制度存在的巨大且难以克服的问题。

文章认为，行政指令式的分配资源，最终必定会走向制度官僚化和教条化，又由于其缺乏宏观经济思维，排斥市场调节功能，又使其无法完成西方市场机制下资源优化配置，而商品价格和竞争的缺乏又会使得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生产效率提升将会停滞，社会供给矛盾将始终无法解决。

而在这一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快就会到上限，随着时间推移，过去的先进生产力将难以发展，并且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之下，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很难满足社会对各种物品的高需求，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总是会出现物品短缺的根本原因。

方叶还在文章中指出，计划经济所依赖的国家统计数据事实上也是不够全面或者不够真实的，他认为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纯的某一行业或某项统计数值，那些数值本身只能反应过往的历史，并不能确定未来的发展，若依照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必然失真。

苏联的计委统计中心计算机上百台，中国的计委也使用大型计算机，然而分析了这么多年，最后的结果全都一样，他认为不解决核心的根本问题，即便计算机的能力提高到每秒一亿次，十亿次，根据那些数据而进行的分析仍旧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文章的最后，他认为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以及中国全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经济制度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了，所以他建议，对这一经济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且很有必要探索一种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经济制度出来。

对于这个新制度，方叶（王岩）也给予了个人议建，他认为计划应当是宏观的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制订的发展战略，比如根据现阶段国家发展的情况，制订下一阶段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并拟订重点的发展方向，如行业、领域。

其后制订相关的支持和鼓励性政策，推行目标实现，而不是战术性的统计分析，并下达指令性的任务，这些工作不应当由国家宏观层面如计委这样的决策机构来实行。

每个行业或领域的发展情况，完全可以交给专业的部门或单位，由他们来负责统计分析，并采用战略和战术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发展，而国家战略部门只负责战略政策的制订，并负责好对下级的监督即可。

同时，对未来中国新经济制度的探索，方叶也给予了建议，他认为既然全面公有制，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是否可能采用‘以公有制为主体、民营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并引入西方的‘市场机制’来取长补短，创建一个适合中国的新经济制度出来。

方叶将写好的文章，进行了两次修改，最终确定没有什么过于极端或者引发歧义的言论之后，又请邓副总理过目给予斧正，这才将文章上交给了总理。数日后，方叶接到了总理的回复，主席对文章又进行了一些修改，认为总体没有太大的毛病，将于三日后在内参发表。

三月十一日，1968年第10期内参（机密）刊载了王岩《计划经济制度在我国实行以来的思考》上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