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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5章 从一只茶缸说起（第2页）

这些事如果不是今天谈到，岸英说了出来，主席这些领袖们根本不敢相信，市场机制下的国企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状态。

而岸英则继续说道:“民企职工则又是一个状态，工人不等上班时间就提前来了，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九十点都是常态，最忙的时候甚至通宵干，许多农民工人更是常年不休息，拼命的干，一年下来顶过去十几年的收入，他们干活根本不需要人催，反而是怕订单不够多。”

“而且民营工厂不仅解决了农村和城市青年待业的问题，还极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以前百姓的认知里，妇女都是赔钱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特别是对于农村那些只念了小学和扫盲班的青年女同志来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学历又低，国企基本进不去，而民企则给她们提供了机会，大凡有一位女同志进了工厂，全家的收入她最高，妇女同志在家里的地位也就跟着高了，改变的不仅是家庭地位，更是连命运都跟着改变了。”

主席不可置信的说道:“怎么发展成了这个样子。”

岸英回道:“国营企业收入增加有限，又缺乏激励措施，职工能在厂子里待着就不错了，现在同安市场青年找工作都愿优先进民企。当然国营企业也不全是这样，有些厂子领导比较有想法，企业经营得就很好，这些企业一般都会在私下增加奖励，但在制度上属于违规了。”

总理见气氛烘托得已差不多，这才向主席说道:“从岸英和方叶两位同志的讲述可以看出来，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正在进向僵化，分配体制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因此，若过去的体制不加以改进，那么国内的供需矛盾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市场化的两个特点，就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很显然国内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两种机制，商业品的价格不是通过市场来订价，而是由国家来进行指导定价，实行的是双轨制，企业到批发公司实行的是‘调拔价’，而国营商店商场、个体商店摊贩的批发价也不同。

且供销批发公司优先供应的是国营商店或商场，剩下的才是供给个体户的，加上指标生产下货品又经常短缺，这也导致个体户间为抢夺批发货品，时常爆发激烈的抢货大战，因此这—程度来说，其实市场是有的，只不过市场分配机制很不合理。

主席想了好一阵，说道:“现在就推行市场机制时机还不成熟，除此之外有没有一种弥补性的办法?”总理和刘主席都思考了起来，只见方叶率先回道:“我这里倒是有一个不成熟的办法。”

四人皆看向方叶，主席说道:“你说说看。”

方叶说道:“对涉及民生的纺织及纺织印染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小五金、民用化工用品行业和一般民用工业品制造业进行一次摸排，确定这些行业中哪些种类的商品能够开放允许个体商户直接到工厂下订单或搞批发。”

总理双目中精光一闪，赞道:“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既能给企业面向市场提供一个契机，又能带动企业生产值的增加，还能缓解市场供需的问题，一箭三雕!”方叶则是说道:“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有企业都是有生产指标的，对于官僚化的企业来说，虽然这样做能够增加企业收入，但是他们再没有完成指标前，是肯定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接个体商户订单的。”

总理微微点头，他想了一会说道:“可以发一个鼓励性通知，比如若企业国家生产指标加上市场生产指标，总量达到国家指标要求的，则统一视为完成指标，这样—来企业负责人就无须承担风险了。”

方叶抿嘴略一思考，立马就发现了一个漏洞说道:“总理，目前全国指标性生产条件下，若是国家需要某项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但是企业认为直接给民间生产赚的利润更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故意压低国家指标怎么办?”“你有什么好的看法?”总理问。

方叶思索片刻，说道:“还是分个比例吧，三七或者四六开，比如某些行业或种类的工业品，国家下发的指标必须完成一个固定分额，之后的生产只要总量满足指标要求，为市场生产得越多，国家不仅不反对，反而要给予奖励。”

此刻的方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补锅匠，他亲手将这口锅砸了一个洞，然后又嫌洞太大，要给补小—点，但是现有教条式计划指令下，这个锅不砸又不行。

当前的国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在56年后，原企业负责人已全部退出了经营，只参加分红）也不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什么，而是国家让生产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国家让完成多少，他们就完成多少，政治指导生产，政企一体，完全没有应对市场化的经验。

而方叶的这套搞法，实际上就是给计划体制开个口子，让他们提前接触市场，不管是三七分，还是四六分，这些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他们能接到市场订单，那么企业的生态就会悄然发生变化，至少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是一定的，毕竟个体户给企业价格肯定会高于调拔价。

企业有钱赚，管理体制也会有变化，而市场上的个体户再也不用被供销社垄断批发经营权，其实从这里就已经形成了个体批发商和供销社进行竞争的局面。

总理很快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道:“现在的批发是国营供销批发公司垄断的，他们有经营执照，若对民间开放，是否会造成私营者回货居奇的问题?”“这囤不了吧。”方叶说道:“不是还有供销公司占大头嘛。”

总理摇了摇头:“没那么简单，你也说国营单位教条，若对个体商开放批发，很有可能国营单位竞争不过，从而大量的订单被个体经营者抢走，到时市场就不一定掌握在国家手中了。”

方叶不解的看向总理说道:“个体户对供销社有竞争优势，这个是有很大可能的，但生产资料又不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怎么可能掌握得了市场呢?”“商人本质上就是一个物质搬运工，如果放在民国那种物质生产条件不足的环境下，他们还有可能囤货，现下的新中国生产能力高太多了，他们如何囤?他们敢囤一吨，国家就生产十吨，百吨，耗干他们手中的钱!”“何况，国家掌握着市场物质分配权，一旦发现他们在囤货，就立即关闭批发渠道，供销社批发公司介入进行微观调控，他们敢囤一万只茶缸，国家就向市场投入一百万只，除非这些商人脑子傻了，否则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也没有条件做这样的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方叶说道:“个体商会与供销批发公司之间形成竞争，而且有部分个体商户会迅速成长为大型批发商，国家完全不需要担心他们生意做得太大，反而是要鼓励他们做大，个体商业规模越大，向国家缴的税就越多，新增就业也会越多。”

“而且在经营上面，可以出台政策进行限制，个体批发商只能经营某些行业或种类的商品，比如从事日用品文具批发的，它就只能经营这一种类，还有比如做布料的，做小五金机电的，都可以在其登记注册批发商执照时，进行经营范围限制。”

总理又问道:“如果有人跨界既做日用品，又做五金机电呢?”“可以啊，国家不反对，让他们重新按经营范围申办执照、重新登记经营地点，不同经营范围的货品不能在同一登记地点经营，否则国家就要依法处罚。”方叶继续说道:“而且个体批发商之间也是在竞争的，也就是说供销社、个体批发商及他们之间，两方三组同时在竞争。”

“这时市场调节的机制就出现了，三方保持了一个平衡，供销社可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市场微观调控，个体批发商之间相互竞争，商品的价格要肆意提高是不容易的，反而相互压价的情形会出现。”

“同时对于个体批发商来说，房租、工人工资等固定经营支出和周转资金，又限制了他们不可能无底线的压价，否则迎接他们的就是倒闭，如此一来一个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就出现了，他们要想卖出更多的货，除了合理的价格之外，就是对市场多样化需求的精准掌握。”

“而个体商从市场获得的动态，最终又需要国有企业来给他们生产，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等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解除的情况下，直接参与到了市场竞争，这对于国有企业打破僵化体制是有帮助的，唯一需要注意是，要有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参与这项政策。”

方叶最后补充道:“如果没有激励措施，那么这项政策的推行会缓慢很多，甚至国有企业对此完全不感兴趣，所以既然要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喂草，激励措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项政策推行顺利与否的关键所在。”

“你这是以利诱之啊，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刘主席递了根烟给主席又甩向方叶一根。

方叶双手接过，回道:“做好了既不能升官，又不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若搞坏了甚至还要负责，刘主席您说企业负责人他为什么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这种事放在十年前，国家一声令下，大家往前冲没问题，那时的人都很纯粹，但时移事易啊，权力分配完成后，剩下的就是个人利弊得失了。”

方叶这句话是直接将官本位的核心本质给毫不遮掩的揭露了出来，搞得主席三人顿时默不作声，只有岸英抬起手肘顶了顶他，但显然方叶说出这句话前，就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还是那句话，该说的他是一定要说的。

理想主义，奉献精神这种优良情操，现下保持着的人很多，但是更多的人，随着做官日久，孩子也长大了，他们基于现实需求，也会不自主的为身边人谋一些福利，但只要底线在，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想让天下人人都成圣人，那绝无可能，古往今来数千年，圣人才几个。

这种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刘主席说道:“主席，我看方叶的这个建议，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国有企业猛然推向市场也不合适，就像您说的，现在条件暂不具备，但适当开放一些，等于给它们一个过渡的时机，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

“总理怎么看?”主席问道。

总理想了想，随即点头道:“我认为可以先试一试，对涉及民生的几个行业的一些种类商品的生产企业给予分配指标开放，我想不用多久，一年就足够能看出效果如何了，如果今年底发现不合适，到时再调整或取消。”

主席吸了口烟说道:“国务院组织讨论出相关方案。”

总理答道:“好，这个方案不复杂，预计二月份下发，三月份就可以实施了。”

如总理所说，确实不复杂，无非是给全国国营工厂划出一部分指标开放向民间，激励措施在政策通知下发同时附上就行，只要不影响管理干部的政治前途，他们自然也没啥可反对的，而且这本身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好事，能赚更多的钱，是一个多方都能得利的好政策。

当然，供销批发公司和国营商店商场除外，他们即将见到市场竞争残酷的一面，要么做出改变跟上发展步伐，要么和过去—样继续躺平，反正短期内，国家也不会少了他们一毛钱工资，至于未来如何，历史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前进，就只能成为制度改革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