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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1章 国企问题（第2页）

中央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经营原则，对大企业实行‘承包’对下企业实行租赁，当年全国九成五的国企都完成了承包制改革，并且在管理权上还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将管理权从政务部门中完全剥离。

中央觉得，这样总行了吧，毕竟在农业上都成功了，然而当时的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工业企业管理与农业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企业讲的效率、是创新、是利润、是完全独立的管理机制和决策权，而农业管理虽讲‘科学种植’，但各方面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承包经营仅仅持续了几年就宣告失败了，其主要原因便是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未理顺。

国有企业的利润理论上为全民所有，现在将其一部分给了承包制，这本质上就是在损失全民利润，同时国家又在难持原有的利润分配机制（国家基数固定，多余的归于承包人），国家的利润看似是保证了，但是工人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

原有的国有工人，他们在企业一干就是一辈子，拥有免费分房、医疗、退休等―系列福利，然而承包之后，承包人才不会管这些，国有工人并不能从承包经营中直接获利，这与农业承包后，农民直接获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工人不满意。

承包经营者的年限有规定，上缴国家的利润基数有规定，他们自己还要赚钱，因此他们开始追求短期利益，只想着在承包年限内，尽快的获利，至于企业最终结果如何，他们完全不负有责任。

成功者，并不会持续发展企业，而是继续以最快的速度捞钱;失败者，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并不能追究到其责任，留下一堆烂摊子，最后让全民来背锅，所以这场改革的结果，就是国家不仅未能让国企大发展，反而损失更大了。有利润的归了承包者，失败了全民来承担。

历经两次改革，采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最终都没能成功的挽救国企，反而让国企成为了国家发展和全民的包袱，并且成立的国家资产管理局，也因为利益群体的阻碍，被搞死了，到这里若不切割，将会对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产生巨大阻碍，于是国家痛定思痛，开启了第三次改革。

—九九三年，国家正式在宪法中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并提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即‘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将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直白点说就是‘国家完全放权了，生死你们自己负责。’九五年再次提出‘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国家在政策上仅制订相关的政策，并以政策为引导，不会再对企业的具体管理和经营进行任何干涉，但对于国家的重点大企业，如电力、交通、能源等重点企业依旧还会有控制，不过经营权也下放了，搞得好的上，搞不好的滚。

同时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相结合，选择一批优势企业进行扶植，而那些弱的企业则全面淘汰，这次改革可谓是国企的生死之战，对于国家的影响无与伦比的巨大，直接导致了一九九八年全国大规模下岗。

新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企，开始大规模倒闭。—九八九年全国国企，含各类公有制企业总数为35万家，—九九八年总计为40万家，尽数倒闭，少数破产重组，全国仅剩下部分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大型国企，全国累计超过4500万国有职工下岗。

国家以壮士断腕、绝地求生的态度，进行了史无前列的大改革，这是国家不得不做的工作，只因当时的国企包袱实在太沉重了。

大量的国企都在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公有制企业虽然还活着，但是其与国家工业发展的需求，国际竞争力完全不匹配，没有国家拨款和政策活命，这些企业同样活不下去，可国家也不可能一直为了照顾他们，而放弃国家的发展前途，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后国家又经历了两轮改革，中央实际监管的企业只剩下98家，这些国企建立起了现代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替了此前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产权与权责更加清楚，但是国企仍在改革，而遇到了困难同样不少。

企业内部利益关系，裙带关系愈发严重，同时由于这些超大型企业，动一动就会对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那些掌握着这些大国企大央企的实权人，也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出现权力继承现象，官僚与富可敌国的国企掌握人也形成了利益集团，甚至有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之势。

于是新一轮的改革中，就是打击这些权财混合型门阀们，并且要打破原有的‘三代’垄断，从国有工人到管理层，国家都进行了规定，有直系关系的人不允许再接班，然而上有规定下有对策，那些人开始相互间安排亲属到彼此企业工作，于是国家再次下发规定，三代以内，不许再进国企。

但是这些人还是有对策，既然不能直接用这些企业来搞钱了，那就利用国家减少国有职工、国家压力的实行‘外包’的机会，将企业的工作外包出去，让亲属成立企业，承包国家工程，甚至是原属国家机关单位的工作。

政府行政窗口的办事员外包了，城市卫生管理的工作外包了，市长热线接线工作外包了，国家工程大量也成为了自己赚取利益的白手套，他们正在用一个又一个外包，将国家的政策玩成了自己赚取利益的工具。

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国企不改革又不行，政府不改革同样也不行，国家养的国有职工太多了，行政官僚体制下形成的利益群体，他们天然没有改革的动力，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那么国家就难以获得发展。

政府不改革则更不行，权力垄断、人浮于世、官商勾结、行政体制僵化，各种问题一堆又一堆，唯有不断的改革，在改革中尽力控制这些问题，才能够保持政府行政体制相对健康，保证行政体制相对合理，行政效率不会下降。

而具体到当下的中国，全国29。7万家国企，这些企业将成为国家未来的巨大包袱，因此方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不应当再增加国企的数量，而是要全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对国企进行全面改革。

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一步，依然是实行政企分开、下放企业自主经营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全面管理国有企业，逐步将管理权从中央、地方的原有机制中剥离出来。

第二步便是直接实行历史改革中的第三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原则’，然后将国企全面推向市场，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不要规定这些企业的利润基数，而是对国有企业的利润进行征税，利大的企业如烟草可征收八到九成，利小的则按国家企业正常征税。

将这些企业全面推向市场，由市场来主导，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也不再对他们拨款，而是采用政策扶持方式进行，涉及民计民生和部分优秀的重点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其余的则完全交给市场，让他们去贷款发展。

国企内部也要进行彻底的改革，经营权下放，同时将企业从行政管理机制中完全解放出来，完成从国家计划性的机制企业向现代市场制管理企业进化，能者生、弱者死。当然，这个过程必然会有大量的企业倒闭，而一部分企业可以借机卖给私人经营。

国家可以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如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时间，让私营承接人将国企原有的投资归还回来，而若他们投资失败了，则需要按合同赔付国家，这样不仅可以尽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同时还能盘活一部分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

除此之外，通过将这些国企变成私企，还能让现下一部分有想法，但是苦于实力不够，没有资源的社会个人创办起了个体企业，不过这其中相关的细则问题还有很多，需要国家专门研究，若可行则可选择—批，面临倒闭的小型国企进行试点。

这种方式看着像过去的‘承包制’，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完成变成了完全的私营制企业，只是经营者欠了国家的钱，他们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将欠债还上，这与承包制是不同的。

当然，这其中的风险也存在，那就是与过去承包制企业一样，私营者可能因为追求短期利益，而最终导致企业倒闭，使国有资产流行。

不过方叶相信，因为其法人已经完全变更成了私人，经营者也完全是私人，属于个人的家产，他们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方叶抓的就是人的这个心理。

这是方叶想了很久后的最终办法，国企大规模倒闭潮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采用一个尽可能将国家损失降到最低的办法，后来他从承包制改革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个办法，至于是否可行，那将由中央来分析、决定。

而方叶的改革建议，其实是避免了历史已经走过了路子、踩过的雷，有些―步到位的意思，但这样做有一个前题，那就是国家要有铁腕有恒心，同时现在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刚经历过‘高、林’重大政治事件的政治界，心里多少都有着不小的压力，就怕哪一天祸水突然降临。

因此，在这个时机提出一些改革思路，反对的声音应当会小很多，而且若主席定下了调子，将来持续改革的阻力同样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