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字。
一个三十岁的关外人,指着地图上那三个字,对满屋子劝他的人说:我要考它。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那是1978年的春天,鞍山的雪还没化净,区教育局院子里那几棵老杨树刚抽了青芽。吴福辉站在人群中间,西装领口别着一枚磨得发亮的红五星胸章,说出那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像往一锅滚水里丢进一块石头——先是死寂,然后是此起彼伏的劝。
“吴老师,你这是烧昏了头。”
“北京的能人这么多,你一个中专底子,再拼十年也是给人家垫底的。”
“宁为牛头,不为凤尾,老祖宗这话总没错吧。”
他听完了,没有争辩,只是把手里那本卷了边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合上,说了一句让人噎住的话:“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凤尾。”
没人接得下去。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眼前这个说话慢条斯理、偶尔还带两句上海腔的男人,是个一天大学都没上过的中学老师。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敢在那个“1977年高考刚刚恢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把眼睛盯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不是本科,是研究生。
不是省内的任何一所大学,是北大。
消息传开那天,鞍山十中的老师们在食堂里端着搪瓷缸子,把这事儿当成一个笑话,传了一整个冬天。
“老吴这是魔怔了。”
“他要是能考上,我把这搪瓷缸子吃了。”
吴福辉听见了,只是笑笑。
他这一生,听过太多的笑,早就不在乎了。
他这个人,说来也奇。
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可他的学识,比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要高出一截。
这份学识,不是从课堂里来的,是从一场场人生的颠簸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他小时候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爱文义路四寿村,那是个典型的上海弄堂。
弄堂窄,房子旧,可里头的生活却是有声有色的。
天刚蒙蒙亮,卖豆腐的梆子声就沿着青石板路敲过来了,接着是生煤炉的咳嗽声、倒马桶的木桶声、女人隔着窗喊孩子吃饭的尖嗓子。
吴福辉小时候就趴在阁楼的小窗上,看这些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一看就是一整个上午。
那时候的上海,是他记忆里最柔软的一团光。
后来因为父亲被调到东北支援工业建设,举家迁到了鞍山,他从此就成了个“关外人”。
刚到鞍山那几年,他别扭极了。
满耳朵是东北话,满眼是灰扑扑的厂房和焦炭,出门买根冰棍儿,老板都要问他“打哪儿来的”。
他开始学着说东北话,说得地道圆润,一张口就是一股苞米碴子味儿。
可要是碰上个上海老乡,他立马又换回一口纯正的沪语,那声调软得像弄堂里的梅雨季。
鞍山把他养大了,上海却在他心里扎了根。
越离得远,那个地方就越清晰。
他后来写过一篇《弄堂深处是我家》,把那幼时在静安寺附近的生活,写得连声响和气味都能让人闻见。
弄堂里那股混合着煤球、饭菜和潮湿墙皮的味道,他写得出;夏天傍晚弄堂口乘凉的老太太们摇蒲扇的哗啦声,他也写得出。
人这一辈子的底色,往往就是童年那一层。
吴福辉是真正酷爱自由的人,感情浓得像一团火,爱好也多得吓人。
他爱玩,爱旅游,爱交朋友,还爱收藏各种奇石,书房里摆着一架子奇形怪状的石头,每一块他都说得出来历。
可在这所有爱好之上,他最爱的是读书。
他这人读书,靠的是两样东西:一股子聪明劲儿,外加满腔子热爱。
青少年时代,他就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着翻了个底朝天。
别人读书是为了考试,他读书纯粹是为了快活,读到兴头上,能捧着书熬个通宵,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
这种“无目的”的杂览,读出来的不是死知识,是一种眼界,一种灵气。
他的老同学温儒敏后来感叹,这种“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培养出的感受和视野,不是科班训练所能达致的。
因为读书,吴福辉没有上过大学,却胜似读过大学。
也正因为这份杂,当他在鞍山十中高中毕业后留校教书时,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站在讲台上讲起文学来,能把台下的矿工子弟和农民子弟,都讲得眼睛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