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子谁的?”
百味坊老板刘芳站在旁边。女性,四十五岁,个子矮,声音洪亮。穿着白色的卫生服和头套,头套把她的刘海压出了一个奇怪的弧度。
“省城的一家食品公司。我们代工。”
“一瓶酱料出厂价多少?”
“四块二。”
“货架上卖多少?”
“十八。”
苏哲把纸箱放回传送带上。纸箱继续往前走,消失在封箱机的入口。
“十八减四块二。中间的十三块八——品牌溢价、渠道费用、终端利润——没你什么事。”
刘芳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不是不高兴的表情,是一种干了十五年代工的人听到这个事实时条件反射式的苦笑。
“苏市长,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做品牌——”她摊开双手,“包装设计、渠道铺货、广告投放——哪一样不要钱?我一个做酱料的,利润全在毫厘之间,拿什么去跟人家打品牌战?”
苏哲没有在车间里展开这个话题。他让刘芳把京海本地的食品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能叫多少叫多少。
三天后,座谈会在高新区的一间会议室里开了。到了十二个人。做酱料的、做豆制品的、做糕点的、做水产加工的、做腌菜的——京海食品加工行业的大半壁江山坐在了一起。
十二张脸,十二种不同程度的疲惫。
苏哲没有让杨青做开场白。他自己站在白板前面,手里拿了一支记号笔。
“一个问题。”他在白板上写了五个字——“你们谁愿意第一个做自己的牌子?”
沉默。
有人喝水。有人看手机。有人盯着桌面上的议程表装作在读。
八秒。
刘芳举了手。
她举手的动作不利索——胳膊抬到一半又放下来,然后又举上去。像是在跟自己较劲。
“我试试。”
苏哲在白板上的“试试”后面画了一个勾。
“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了。剩下的,你们先看她怎么走。”
座谈会散场后第二天,事情就来了。
杨青早上八点半进苏哲办公室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嘴角那颗好不容易结了痂的水泡被他自己咬破了,嘴唇上挂着一个小血点。
“三大渠道商了联名函。”
杨青把手机上的截图递过来。函件的抬头是三家华东地区最大的食品经销商——正通达、永丰行和利群食品。措辞很客气。中心意思一句话就能概括:如果京海的代工企业推出自有品牌,它们将终止所有现有的代工合作关系。
翻译成白话:你们做自己的牌子,我们就不给你代工的活了。
苏哲看完截图把手机还给杨青。
“预料之中。”
“可是——百味坊现在的代工订单占了它营收的八成。如果三家渠道商真的抽单——”
“它们不会全抽。”
杨青的嘴停在张开的状态。
“渠道商不是傻子。百味坊的代工品质在华东排前五——它们换供应商需要时间、需要磨合、需要重新做质检。联名函是吓人的,跟当年外资软件公司威胁撤出大夏市场一个路数。”苏哲从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但我们也不能赌它们不动真格。所以——第二条路要提前修好。”
文件夹里是陈默三天前过来的一份技术方案。盘古系统的数据溯源模块。
苏哲前一天晚上看了两遍。方案的核心不复杂:用区块链技术给食品的每一个生产环节生成独立编码。原料从哪个农场来、什么时候入库、在哪条产线上加工、加工时的车间温度湿度是多少、成品的检测报告是哪家机构出的——全部上链,不可篡改。
消费者拿到产品,扫一下包装上的二维码,这些信息全能看到。
“这套系统接入百味坊需要多长时间?”苏哲问杨青。
杨青翻了翻陈默的时间表:“硬件部署三天——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终端。软件对接两天。测试调试两天。总共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