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易不知道何时坐到了金癸婆婆身边。他跟随着婆婆的故事一会儿眉头紧蹙,一会儿会心一笑,仿佛他追寻她的踪迹,也跟着那支队伍走了一遍长征路。
金癸婆婆说起自己那段惨痛的经历,总是很平静,但提到战友牺牲,她的情绪便有极大的波动。之后,她说起在延安的生活时,弯起了嘴角:“那地方生活条件很不好。气候和我家乡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我还是觉得好,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有时我甚至想不起来我没参军之前的日子,好像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也常想,如果钟大姐来到这里该多好,她这么爱学习、爱热闹的一个人,肯定会喜欢。”
“也许她去了那里。”江易说,“红军战士从不掉队。她一定会跟上你们的脚步。”
金癸婆婆一愣,而后露出一个微笑:“你说得对,他们从不掉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落在那儿都会开花。只是……”
说着,她变得有些落寞。
江易大概能猜到缘由,便小心翼翼地问:“您是在想钟大姐的儿子吗?”
金癸婆婆点头。
“您之前说您的儿子,其实就是钟大姐走丢的那个?”
“是。”
金癸婆婆告诉江易,抗日战胜利后,为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经济,中央出了大规模复员的指令。
金癸婆婆在看到可去的地区时,和指导员说明了情况,于是复员去了钟三妹曾经说的那个县。
那个县城以及周边的情况比较复杂。她离开之前,指导员建议她不要暴露身份,融入群众开展工作。
于是金癸婆婆带着半张被子,作为来找孩子的妇女住在了县城周围的村子。她一边继续工作,一边找钟三妹孩子的下落。
钟三妹曾告诉过她,她儿子很好认。他三个月大的时候被兔子咬伤了耳朵,左耳朵上面缺了一块,像一个小月牙。
提起那个孩子,金癸婆婆忍不住叹了口气:“钟三妹当时欠了地主的高利贷,他们家还不上债,地主就抢了她孩子,二十块大洋卖给人伢子抵债。那个孩子被卖的时候才一岁,根本不记得他爹娘。
我在村子里住,只能在得空的时候跑一趟县城打听。不过还真让我找着了。
当时他十三、四岁,个子不高,又瘦又黑,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儿捡的破烂衣服,在街上偷东西被我抓个正着。我拽着他的胳膊不让他走,他就咬了我一口。”
金癸婆婆说着要给江易看她的疤,随后才意识到,疤痕并没有印到她的灵魂上。
她在虎口的位置比划了一个圈,说那孩子害怕挨打,于是了狠似的要逃跑,硬生生咬下她一块肉。
而她怎么也不松手,只紧抱着他,一边流泪一边安抚他说她是他母亲,她来接他回家了。
许久,那孩子也是没了力气,于是放弃挣扎,跟金癸婆婆说他饿了。金癸婆婆带他吃东西。他一连吃了五碗面,一点油星儿都被他舔得干干净净,最后撑得直叫肚子疼。
金癸婆婆看着他不住地心酸。他这副样子要是被钟三妹看到,她不知道会有多难过。
吃饱喝足后,那孩子看她没恶意,便问什么答什么。他说他叫小顺,自己的“父母”曾经是这里的有钱人,名字是他们起的,他们希望自己长大以后能孝顺他们。
他们对他很好,从不亏待他吃喝,也不打他,他四岁那年,“母亲”怀孕了。弟弟出生后,他接受不了曾属于他的关爱被抢走,于是闹脾气。他“父亲”这才“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他只是他们买来的,并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原来那家夫妻结婚后,女方一直怀不上,他们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便想着买一个孩子当后代。
小顺来家那几年,他们真的对他倾注了心血,但有了亲生孩子后,心态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没把小顺当给他们带来孩子的“福星”,反而担心他日后会抢夺自己孩子的财产。
于是,他们开始给他灌输,他是弟弟的“仆人”,他要学着照顾弟弟,长大后不能争抢弟弟的东西,不然会遭报应。
又过了一两年,有传言说日本人要打到他们这里,这家人为了逃避战乱,举家搬迁去往西南。
出前,这对夫妻商量许久,决定只带自己的孩子。
男主人假意带小顺去看戏,转手把他低价卖给戏班老板。小顺耳朵上有残缺上不了台,只能在戏班打杂。戏班的杂活多,一个小孩子根本做不来。他天天除了挨打就是挨打,而且吃不饱饭。
后来,戏班的生意做不下去。他又被班主卖给隔壁县的地主家当仆人。那家地主和地主婆像两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高兴也打他,不高兴也打他。地主婆总想法为难他,指使他做一些危险的事,用长指甲掐他有豁口的耳朵,骂他上辈子肯定做了坏事,这辈子才变成这样。
他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就跑了出来,由于外面在打仗,他也跑不了多远,就返回了这里在街上四处流浪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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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下去,这些年他坑蒙拐骗偷什么都做。
他说完了自己的事,抱着肩膀抖着脚,吊儿郎当地问金癸婆婆:“你说你是我娘?为了二十块大洋就能把我卖了,你也真是个好人。我这些年受的苦,你打算怎么赔我?这么着,先给十块大洋我看看你的诚意。”
金癸婆婆握着他的手说:“回家!从今天起,你不准偷不准抢。娘不是什么有钱人,但不会让你挨饿,更不会让别人欺负你。”
小顺一开始有些震惊,随后嘻嘻哈哈地点头。两人还没回村,他就一口一个“娘”叫着,很是自来熟。
“太皮了。”金癸婆婆含笑跟江易抱怨,“接回家后吃穿没有短过他的,虽然吃的差了些,他倒是也不抱怨,也帮我干活。
但就是那点陋习,怎么都改不掉。天天偷拿村民的东西,被人家追到家里。我在队伍里学的做思想工作的办法几乎给他全用上了,根本说不听。
有时候见我气狠了,他也老实那么一两天,但还是不改。说烦了,他就跟你顶嘴。我气得心突突直跳。
九月份之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尽管有和谈,可我们见对方的部队调动,就知道这仗非打不可。
我一边要工作,一边还得管着他,真是忙得一个头两个大。”
“青春期的小孩确实很难管。”江易颇为赞同地说,“我那个年纪也觉得翅膀硬了,经常忤逆我养父。
不过,我听您的语气,他后来改了吧?”
“改了。我狠狠揍了他一顿。”金癸婆婆面无表情地说,“家里的扫把都被我打断了。我那天真恨不得一棍子敲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