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轩,也就是埃文森说的这些话,前半部分实际上就是在信口开河。
他这么做的理由,或许绝大部分人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但事后是一定会被认为是相当高明的。
因为既然之前有两个人不用审讯就说出了实情,也就意味着,他们早早晚晚会把这些话在其他场合说出来。
比如之后的法庭上,拘禁所里的审讯室里,甚至直面媒体记者的采访时。
不管在什么场合说出来,只要这件事已经形成了公共事件的事实,就会造成被无孔不入的记者们获得隐情的巨大可能性。
既然明知如此,还不如主动自我揭短!
这样一来,里面涉及到的不宜公开的隐情,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舆论反映。
埃文森这么做虽然风险很高,可由于预先判断到了潜在的政府信任危机,事后就变成了当权者眼里的大功一件。
只因他提前堵住了,有可能的且不可挽回后果的隐情泄露的严重风险!
因此,他说的那些什么凯伦女士和格伦特斯的人性缺点,真假与否就会变得不再重要,后续的处理也只会按照他的说法,做出类似的官方结论。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此时的赵文轩已经得到了暗中调查的吕刚的信息传递,是真的查出来了公务事务局的副局长格伦特斯身上,有很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的所有证据。
这样一来,那位远在伦敦的凯伦女士,有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就变得更加无关紧要了。
这一切的生以及后续隐患的可能后果,已经昭示着最终的处理结果,不可能再遮遮掩掩的秘密进行。
故此,埃文森在公共场合做出来的临时决定,就显得很有必要的高智商了。
原因简单而粗暴,就是把一切不良隐患的可能,都扼杀在了苗头乍起的第一阶段。
这就是政治智慧亦或手腕,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小的官方损失,不管是政府的声誉也好,个人的切身利益也罢。
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只有一个,现场出现了人员伤亡,并且是公众人物雇请的保镖枪杀了政府官员。
哪怕只是开枪击伤,整个事件的本身社会轰动效应和敏感性就决定了,它的事后处理不可能完全屏蔽公众的视线。
与其放任事件的慢慢酵,还不如干净利落的把相关涉事人员,早早的拉出来当成了替罪羊一推了之。
也正是由于埃文森今天这么果断的出手,才更符合那些明里暗里一众政客们的共同利益。
说白了,里面的弯弯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在埃文森的直接干预下,不仅整个事件有了初步定论,也得到了现场围观民众的热烈掌声。
脸色最难看的就是政治部的那位部长大人了,因为他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即使他是埃文森的人,也难免会在后续处理上被连带责任。
但这么多双媒体记者的眼睛盯着呢,于是他化羞恼为愤怒,安排人把自己的属下将舒伯特副部长当场羁押。
后者还要欲行辩驳,结果被埃文森带来的廉政公署的人挽着胳膊带走了。
现在还没有保安局,警务处就是警方的最顶级单位,同时还监管着自己。
廉政公署并不隶属于警务处,而是六十年代中期被“安南人阮文高”制造出来的一些惊天大案,催生出来的一个专责而独立的肃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