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完地块第三天,于龙去了趟养老院。程爷爷打电话说小杰出院后一直念叨于叔叔。于龙到的时候小杰在活动室跟别的孩子下跳棋,烧退了,脸上有了血色,笑起来跟视频里追皮球那孩子一模一样。于龙陪他下了两盘,输了两盘——不是让的,是真下不过一个刚退烧的七岁孩子。
从活动室出来,他本要直接回办公室。走到二楼楼梯口,脚步忽然慢了。说不上来为什么——走廊还是那条走廊,消毒水和樟脑丸混在一起的味道,扶手掉了漆,但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不对。一种很难形容的沉闷感,像阴天傍晚压得很低的云层。
于龙往三楼看了一眼。三楼住刚入院或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老人,门通常关着。但今天有一扇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道窄窄的光。他走上去敲了敲门框。
“进来。”声音闷闷的,像从被子里传出来的。
房间不大。靠墙的单人床上坐着一个老人,背微驼,头全白了,穿一件洗得白的格子睡衣,手里捏着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床头柜上摆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男孩的合影。老人抬起头,眼眶是红的,眼角皱纹里还湿着。
“您是……”老人连忙用手背擦眼睛,把照片塞到枕头底下。
“我叫于龙。您是周爷爷吧?听楼下护工提过您,刚搬来两天。”
周爷爷应了一声,低下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那双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墨渍——画图纸留下的那种蓝黑色印子。床头柜上除了相框还摞着几本旧笔记本,封面印着某设计院的字样。
“退休前是工程师?”
周爷爷抬起头,眼神亮了一下又暗了。“建了一辈子桥。滨海那座跨江大桥,北段是我负责的。那时候一天跑三趟工地,晒脱了两层皮。”他嘴角动了动,像想笑但没笑出来,“现在连下楼都费劲。”
于龙在床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周爷爷才又开口,声音很轻,像怕被别人听见。“我儿子在国外。两年没回来了。南美,做工程监理,以前每个月打一次电话,后来两三个月一次。最后一次是九月初——到现在快四个月了。电话打不通,微信不回,邮件了十几封,一封都没回。”
他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张照片。照片上他大概五十多岁,头还是黑的,站在一座刚合龙的桥梁前面,旁边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戴着安全帽,笑得露出两排白牙。
“我就这一个儿子。他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大。他出国时说,爸,等站稳了脚跟就接你过来。我不想去,就想知道他还活着。”
最后那句话说得极轻。不是质问,不是埋怨,就是一个父亲在隔着一万多公里、四个月沉默之后,对陌生人说出最底线的祈求。
于龙接过照片看了看,又看了看床头柜上相框里那个缺了颗门牙、笑得眼睛眯成缝的男孩。他把照片还给周爷爷,掏出手机打给李娟。“帮我查怎么联系驻外大使馆,南美那边的。有个中国公民在海外失联四个月,需要确认安全。”
李娟说马上查。于龙挂了电话:“我这边的人会帮忙联系大使馆。可能需要几天。您把儿子的全名、护照号码、最后一次联系的地址和时间尽量详细告诉我。”
“你为什么帮我?”周爷爷问。
又是这句话。于龙想了想,说:“我小时候也丢过我爸。我妈抱着我在火车站找了三天三夜,最后找到了——他出差忘带手机。我妈那三天哭的样子,跟您现在差不多。”
周爷爷嘴唇哆嗦了一下。他从床头柜抽屉里翻出一个旧信封,上面写着儿子的护照号码和在圣保罗的地址——字迹一笔一画,每个字母都描得很用力,怕写错了。
于龙把信封收好,又陪他坐了一会儿。老人像是压在胸口的大石头被挪开了一点,话多了起来:儿子小时候的事,建桥时儿子放学就在项目部做作业,有一年过年儿子用废图纸给他做了张贺卡,歪歪扭扭写着“爸爸是造桥英雄”。
“那张贺卡,”周爷爷又去看那个相框,“搬家搬了四次,都带着。”
三天后,李娟冲进办公室,手机还亮着。“于哥!领馆回话了——找到了!他儿子在玻利维亚矿山上,那地方没信号,四个月出不来。人没事,平安!”
十分钟后于龙拿着手机到了周爷爷房间。视频接通的瞬间,屏幕那头出现一张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脸,嘴唇干裂,胡茬拉碴,眼睛红红的在拼命忍着什么。周爷爷捧着手机,手抖得比程爷爷写字还厉害。
“爸。”
“哎。”周爷爷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父子俩隔着屏幕对视,谁也不挂。于龙轻轻退出去,把门虚掩上。走廊里能听见周爷爷的声音,断断续续,笑一阵,沉默一阵,又笑一阵。
隔了很久门开了。周爷爷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抓住于龙的手,抓得很紧。
“我这一辈子建桥,觉得建桥最难。现在才晓得,最难的是让人心里头那座桥不塌。你帮我修了一座桥——从我这儿到我儿子那儿,一万多公里,跨海跨山。我这辈子修了那么多桥,都没你这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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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滨海市中心天和集团总部顶楼。
贺建民坐在办公桌后面,赵天豪坐侧面的沙上,刘三在角落里守着笔记本。
“标书框架按你说的改好了。”赵天豪把文件推过去,“公益养老社区——塞了康复中心、老年大学、康养公寓。看着跟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