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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5章 撤哨（第1页）

三个五政策本来是让边民赚点外汇、换点物资，好让日子能熬过去。李福林的想法很简单：宝安的农民不容易，对面香港的农民日子过得比这边好，与其堵着不让去，不如放开了让他们去，带点东西回来，总比饿着肚子强。

结果口子一开，事情就出了预期。非宝安籍的人也开始往宝安涌。

先是广州那边的，坐了夜班火车到深圳，下车之后拎着包袱就往罗湖方向走。然后是湖南的，挑着扁担走几百里路，鞋底磨穿了用旧布缠上继续走。江西的、福建的、广西的，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一群一群地往南边来，像是一条条细流汇进了同一条河道。到了宝安之后，他们躲在亲戚家、老乡的工棚里、废弃的旧屋里，有的甚至在桥洞底下铺了层稻草就住下了，然后换一身干净衣服，混在边民队伍里，排着队过关。

李福林的秘书有天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一份刚统计完的底册，站在桌子前面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书记，非本县籍的过关人数上个月多了快三倍。

李福林正蹲在铁皮炉子边上煮茶，闻言抬起头，手里攥着那把搪瓷茶缸，没急着喝，先问了一句：那都什么人？

秘书把底册翻到第二页：湘赣闽桂的都有。先到广州，再溜到宝安冒充边民。一嘴湖南话，非说自己是深圳人……你说他不是，他跟你急。

李福林听完笑了一下，低头吹了吹茶缸里的浮沫，喝了一口，咽下去之后把茶缸放在桌角上。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一件他不确定需不需要跟秘书说清楚的事，然后开口说了一句：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年底大家都过了一个好年，这才是最重要的。

秘书站在那里没动，又翻了一页底册，像是还有话要说，但看见李福林已经转过椅子去窗边看院子外面那棵结了霜的柿子树了，就合上本子退了出去。

那年冬天，确实有不少人家过了一个好年。米缸里多了几斤白米，灶台上多了几块糖，腌菜坛子边上多了几包果脯和巧克力，孩子们的手里攥着硬糖块，含在嘴里舍不得嚼，等它慢慢化，化到最后一层薄薄的糖壳才咬碎咽下去。屋里烧着火盆，炭火把窗纸映成暖黄色，映着玻璃内侧凝着的霜花，一圈一圈往外扩。

结果刚过完年，出事了。

沙头角中英街，是边界。界碑立在街心，一边是宝安，一边是新界。界碑两侧各有一排哨位，中方的哨兵站在水泥岗亭里，英军的哨兵站在对面那排红砖岗亭里，两排哨位隔着界碑相望，白天夜里都有人站岗。

那天的太阳不错，午后的光线从界碑上方斜照过来，把两边的哨位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水泥路面上，黑白分明。界碑那边有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儿，有的跟着家里大人来送老爹过境做生意的，有的就是住在附近的，闲着没事蹲在墙根底下看士兵。一个个穿着带补丁的棉袄，袖口磨得亮，鼻涕挂在嘴唇上方，吸溜一下又缩回去，要么叼着袖口呆，要么把手揣进对襟里站着。

他们看着自家解放军哨兵，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盯着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军装整齐，腰带扎得紧，枪背在身后，站得一动不动。当然也有孩子对对面那些红毛黄毛的英军士兵好奇，毕竟岁数还小，没见过这种长法的洋人，偷偷偏过头去看了一眼，又转回来，又偏过头去看一眼。

英军哨兵换岗之后，领头的那个士兵个子不高，鼻头有些红，站在界碑那边，看着这边一群小孩，像是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他伸手摸了摸口袋，从里面掏出一颗糖来——圆形的，包着彩色糖纸，在午后的阳光下反着细碎的光。他拿着糖，冲这边的小孩晃了晃，又塞回自己嘴里，故意嚼得很大声，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是在说我有糖，你们没有。

那些孩子以前可能真没怎么吃过糖，但自从三个五之后，糖不再是稀罕东西了。他们尝过甜味儿了，知道那东西好吃。有年龄小的就目光灼灼地看着那个鬼佬手里晃来晃去的糖，嘴角挂着哈喇子，手指头塞进嘴里咬着，像一只看到肉骨头又不敢上前的小狗。

中方的哨兵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拿糖逗孩子，大人常有的事，不是什么大事。那英军士兵逗了两下，把糖朝这边扔了过来，糖纸在界碑上方划了一道弧线，落在水泥地面上，弹了一下，滚到一个小女孩的脚边。那女孩三四岁，穿着碎花棉袄，袖口缝着补丁，蹲下去捡起来，还没拆开，旁边大一点的孩子就把她拉住了。

女孩攥着那颗糖没松手，低头拆开糖纸。纸是彩色的，裹着一层蜡光，她剥了两下才剥开，然后犹豫了——糖纸里面露出来的东西黑乎乎的，黏糊糊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太对，她凑近了闻了闻，皱了一下眉头。她知道巧克力也是黑乎乎的，黏糊糊的，她爹带回来的巧克力就是那样的，确实好吃。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糖块举到了嘴边，眼神在那坨黏糊糊的东西表面停了一瞬，像是在掂量那笔闻到的气味到底值不值得赌，然后狠狠心就要往嘴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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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从旁边冲过来，一把拍掉了她手里的东西。黑乎乎的一块落在地上，他用鞋底踩住了，碾了一下，声音带着火气：那王八蛋耍你呢！那是狗屎，不是糖！他伸手指着对面那个英军士兵，你看，他嘴里还鼓着呢！他早把糖吃了！

女孩愣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地上被踩扁的那团东西，又抬头看了一眼对面那个鬼佬——他的腮帮子还鼓着，歪着嘴，把嘴里那颗糖咬在牙齿上，故意露出来显摆。女孩的嘴一瘪，眼睛一下子就红了，泪水涌上来，从颧骨滑下去，淌过嘴角。她哭得很伤心，像是小小的心里有一种怎么也说不清的东西塌下去了——她刚刚还在想，黑乎乎的也不一定都是狗屎，她爹带回来的巧克力也是黑乎乎的黏糊糊的，好吃。为什么这次不是呢？凭什么不是呢？

大孩子心里有气。他蹲下来，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只弹弓——桃木叉子，皮筋是旧轮胎剪的，磨得亮。他从兜里掏出一颗泥弹，是自己在河边搓的泥丸晒干的，圆滚滚的，捏上去还有点硬。他装好弹丸，拉开皮筋，瞄准了对面那个鬼佬嘴里那颗露出来的糖，想给他一个教训。

泥弹飞出去的时候，路线比他预想的偏了半寸。打在了那个英军士兵的眼眶上，力道不大，泥弹接触到皮肤就碎开了。那人捂了一下眼睛，眨了几下，眼泪直流，但没受伤，只是被迷了一下眼。他骂了一声，把手从眼睛上拿开，脸上的表情从轻佻变成了恼怒。

但他没来得及骂第二句，因为别的英军士兵已经先一步动了。枪托从肩膀上滑下来，手指搭在扳机护圈上，拉动了枪栓。嚓——一声脆响，在空旷的街上格外清晰，像是一根火柴划破了没有风的空气。

几乎在同时，这边解放军哨兵跨了一步。一步就挡在了孩子们前面，手里的枪从身后翻到身前，枪栓拉动的响声比对面那一声更短、更脆，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被人用指甲拨了一下。枪托抵住了肩膀，枪口持平，没有抬，也没有放。

两边的枪口隔着一块界碑，隔着二十来步，隔着午后静得没有一点风的街面。孩子们不哭了，大人也不动了，连对面那个之前还在显摆糖的英军士兵都僵住了，嘴里的糖不知道什么时候咽下去了。

消息传到宝安县委的时候，李福林正蹲在院子里修一辆三轮车的链条。他听完通讯员的汇报，手在沾了黑油的布上擦了两下，站起来，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摇了两圈。电话通了之后他说了一句我是李福林，要省委，然后握着听筒等。

省委书记陶着在广州接的电话。他听完李福林的话之后，没有多问，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保持冷静，千万别冲突。第二句是：我明天到。

第二天一早，陶着从广州赶到沙头角。他没有坐进会议室，先在中英街两头的哨位之间走了一遍。界碑两侧的哨兵还站在原地，枪还在肩上，昨夜换了一班岗，但那条街上的空气还绷着。他走了大约一刻钟，然后回到县委那间临时腾出来的办公室坐下来。李福林坐在他对面，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茶，把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陶着听完之后没有立刻开口，先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他咽下去之后把杯子搁回桌上，杯底磕出一声轻响。他的手一直搁在桌沿上，掌心贴着一份卷了边的旧地图，指腹沿着深圳河那条细线刮过去，又从罗湖口岸的缺口处轻轻折回，重新叠进另一侧尚未标注的空白页里。他抬起头，看着李福林，语气里带着一个同样在那些转折点上踩过几回的人之间才有的笃定：有什么了不起的？放十万人过去，看他们怎么办？

李福林愣了一下。他看着陶着把手里那张边缘磨出毛刺的旧地图推到桌角，连桌面上那杯已经彻底凉透了的茶也被他顺手带远了一寸，像是替那些还没来得及走到界碑前的人先清出了一条路。陶着拨了县里的电话到沙头角驻防团部，电话直接接通了团长和政委。他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通知边防哨撤岗，第二句是整条深圳河沿线，包括沙头角、罗湖、蛇口各口岸的岗哨全部撤，铁丝网推倒。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是一声。

那天夜里，沙头角中英街的解放军岗哨空了。岗亭的灯灭了，铁丝网被剪开了几个口子，铺在路面上，天亮之前又被拉到了路边堆成一摞。消息是靠边民口口相传的——有人在罗湖过关的时候现哨兵不见了，有人回村之后跟邻居说了一句今天那边没人拦，邻居又告诉了隔壁，隔壁又告诉了亲戚。两天之内，从宝安到广州的路上多了好几倍的行人，从广州往西的火车上也坐满了挑着扁担和拎着包袱的人。

十二个省的灾民开始往宝安涌——湘赣闽桂豫鲁晋陕甘蜀，加上粤省本地的，人潮沿着公路、铁路、田间小径，像是早就分好了各自的路口和时辰，在入夜的黑暗里循着方向错峰移动。有人过了关之后不知道该去哪，就在深圳河边的棚屋里住下来，挤在稻草堆上，等着第二天去香港换粮食。有人带的是自家编的草鞋，有人挑的是山上砍的柴火，有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旧棉被裹着全部家当，裹了一路也没散开，像是把几十斤的家当紧紧收进一层布皮里贴身带着，走多久都不松开。

深圳河边的水面上映着对岸的灯火，对岸是港英新界的农田和屋舍，田埂上走着赶早市的农民，远处码头的货轮汽笛响了一声，闷闷的，过了河，到了这边，只剩一个尾音。界碑还在原地，但哨位已经空了。铁丝网被卷到路边堆成一摞，铁丝边沿的锈迹和泥印贴在一起，像是刚被从什么旧木头桩上拆下来，还没来得及清走。孩子们蹲在界碑旁边，拿树枝在土路上画线，画了一条又擦掉，画了一条又擦掉。界碑两边的哨位都已经空了，空得连台阶上的灰都积得均匀，像是好久没人踩过了。有个大一点的孩子站起来朝对面望了望，那边的岗亭也空着，门半开着，窗帘没拉，露出一截灰白色的墙壁和一张靠着墙根的凳子，凳面上积了一层薄灰。那孩子站在界碑旁边，手里攥着一根树枝，树枝的尖已经戳秃了，在脚边的泥土上又划了一道。他画完之后没有擦，侧过头，朝对面看了一会儿。对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截空荡荡的岗亭和一条安静得不太寻常的街道。他没有再画线，把那根树枝搁在界碑的底座上，转身跑回巷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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