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在培训第三天傍晚落下来的。
顾西站在酒店走廊尽头,看着雨水顺着玻璃窗蜿蜒而下,把窗外的城市灯光拉扯成模糊的光带。她摸了摸左边锁骨下方那块皮肤,隔着衬衫布料,依然能感觉到杨科长的拇指在那里停留过的温度。
“小顾,你这个论点很有见地嘛,晚上到我房间来,我们再深入聊聊。”
杨科长说这话时,手搭在她椅背上,俯身凑近她耳边。他身上的古龙水味道浓烈而廉价,混着会议室里残存的烟味,钻进她鼻腔。他的拇指不经意似的擦过她锁骨,停顿了那么一瞬。
顾西当时整个人僵住了,周围的同事还在整理笔记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角落。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好的,杨科长”,像一段预先录制好的语音。
她当然没有去。
她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盯着手机屏幕。季忘川的微信对话框停留在三天前,她出时的“我走了”,他回的“嗯”。往上翻是更早的对话,关于周末要不要去看他妈妈,关于家里的热水器坏了该找谁修。每一段对话都精确、简短、功能性强,像法律文书里的条款。
顾西拨通了电话。
响到第四声,季忘川接了。“喂?”背景音里有纸张翻动的声响。
“季忘川,”顾西的声音有点紧,“我……培训后天结束。”
“嗯。”
“你那天有空吗?能不能来火车站接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几点?”
“下午四点到。”
“我那天下午有个庭。”季忘川说,“可能赶不及。”
顾西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那……如果你能赶过来的话……”
“我看情况吧。”季忘川打断她,“你到之前给我个消息,如果我结束了就过去。”
又是“看情况”。顾西想起他们结婚一年,季忘川说过多少次“看情况”。
“好。”她说。
她本想告诉他的。想告诉他那个古龙水味道的下午,杨科长的手,她僵硬的脊背,还有那种湿漉漉的、黏稠的恐惧。但季忘川的声音像一把精确的尺子,丈量出他们之间刚刚好的距离,不近不远,恰好让她的话卡在喉咙里,咽回去变成一块石头。
“那先这样,我还在准备材料。”季忘川说。
“嗯,你忙。”
电话挂断。雨还在下。
培训最后两天,顾西像执行程序一样完成所有环节。汇报、讨论、合影,她笑着,笔记记了满满一本,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字迹到后面越来越潦草,变成无意义的线条。杨科长在结业聚餐上又坐到了她旁边,这一次他的手放在了桌下,在她大腿上拍了拍。“小顾表现很好,回去我给你写个优秀学员推荐。”
顾西站起来说要去洗手间。她在隔间里站了十分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二十七岁,已婚,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丈夫是本市小有名气的律师。她看起来体面、安稳,是那种不会遭遇这种事的女人。可杨科长偏偏选了她。
也许是因为她总是一个人。培训期间她从不参加晚上的牌局和酒局,总是早早回房间。她话不多,别人开玩笑她只是浅浅地笑。在杨科长眼里,这种安静是不是就等于默许?等于软弱?等于“可以”?
又或者,更糟一些——是因为季忘川从来不来接她。培训报到那天,别的同事家属车接车送,她一个人拖着行李箱从网约车下来。杨科长在进站口看见她,说了句“顾老师一个人来的啊”,那个“啊”字拖得很长,意味深长。
是不是所有人都看出来季忘川不够爱她?所以才觉得她好欺负?
返程那天是个晴天。顾西拖着行李箱走进火车站,阳光从穹顶玻璃倾泻下来,照得地面白。她买了杯咖啡坐在候车大厅,给季忘川了条消息:“今天下午四点到。”
半小时后他回了:“知道了。庭还没结束,别等。”
别等。顾西盯着这两个字,咖啡的苦味从舌尖漫到喉咙。她不是第一次等季忘川了。刚结婚时,她生日那天订好了餐厅,季忘川临时有个当事人约谈,让她“先吃,别等”。她一个人对着双人份的烛光晚餐坐到餐厅打烊。后来各种节日、纪念日她学乖了,情人节那天自己约了苏湉,季忘川倒是赶来了,带着一束花和一只手表,在朋友面前完美扮演体贴丈夫。那只手表她只戴过一次,表带太硬,硌得手腕疼。
火车启动时,顾西靠着车窗,看站台缓缓后退。对面坐着一对年轻情侣,女孩靠在男孩肩上睡着了,男孩一手护着她的头,一手刷着手机。顾西把视线移开,窗外田野铺展开来,绿得晃眼。
她想起来他们结婚后,季忘川变得越来越忙,电话越来越短,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她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他坐在书房对着电脑,灯光把他侧脸照得棱角分明,像一尊她不认识的雕塑。
他们之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也许是从他第一次对她说“别等”开始。也许更早,从她第一次说服自己“他太忙了,我要理解他”开始。理解像一块丝绒布,把那些细小的失望一件件包起来,收进柜子深处,直到柜子塞满,再也关不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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