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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1章 生命权（第2页）

&esp;&esp;这比起其他地方动辄兵连祸结、商路断绝，对经济活动的损害或许反而小些。

&esp;&esp;生存权，广义上是否也应包括安稳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

&esp;&esp;老编辑哼了一声：

&esp;&esp;“那是建立在别人屈服的基础上！

&esp;&esp;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

&esp;&esp;写报道时，把外国商界的反应也放进去，尤其要点明，山西这套以法护商的做法，可能吸引更多逐利而畏险的资本北流。

&esp;&esp;这对我们华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格局，或许会有长远影响。”

&esp;&esp;天津，《大公报》驻太原特派记者发回专电，内容更为细致：

&esp;&esp;“……记者旁听全程，感触最深者，非仅判决结果，乃其法庭程序之严谨与公开。

&esp;&esp;证据出示有序，质辩充分，虽结局似无悬念，但过程力求合乎其自定之程序章法。

&esp;&esp;庭后，记者获准参观新近扩建之山西第一监狱部分监区。

&esp;&esp;见监舍较旧式监狱清洁规整，设有劳作工场，据称意在矫治习艺。

&esp;&esp;狱政人员称，对重刑犯亦保障基本饮食医疗，杜绝私刑。

&esp;&esp;此等设施与管理理念，显受欧美近代狱政思想影响，在各省中堪称超前。

&esp;&esp;山西主政者似有意将其重工业所得之财力，部分投注于司法、监狱等软性制度建设，辅以强硬武力为后盾，构建一种工业—法治—军事复合型治理模式。

&esp;&esp;其志恐非仅在一省安宁……”

&esp;&esp;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在发回伦敦的电讯中写道：

&esp;&esp;“……发生在山西省会的这场审判，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本土意志，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地方政权演变的独特案例。

&esp;&esp;山西当局没有选择传统的军事征服或秘密处决，而是尝试运用一套自行颁布的法律和完全由本省控制的司法系统，来处置涉及邻省的严重刑事案件，并成功地迫使对方接受了这一程序及其结果。

&esp;&esp;尽管其法律权威的根源仍是军事优势，但整个过程中对程序、证据、公开性的注重，以及对死刑的规避（这在中国传统刑法中颇为罕见），显示出其统治阶层中部分人士，正试图吸收并本土化某些西方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

&esp;&esp;他们将经济发展（重工业）、社会控制（法治与狱政）和军事力量相结合，试图创造一种更为稳固、也更具有扩张潜力的地方政权模式。

&esp;&esp;当然，其对法的理解和应用仍服务于巩固自身权力与利益，距离真正的普世人权与司法独立相去甚远，但其展现出的组织能力和战略规划，已令其他中国省份乃至某些外国观察家感到必须重新评估这个北方省份的力量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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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数日后，各类报道铺天盖地。

&esp;&esp;上海《申报》在社评中指出：

&esp;&esp;“太原审判，刑用无期而弃极刑，此非姑息，实为深思。

&esp;&esp;于鹰愁涧惨案，晋省手握确证，兼挟雷霆军威，若求一杀以快人心，易如反掌。

&esp;&esp;然其终择终身监禁，虽为严惩，亦存生之底线。

&esp;&esp;此举与晋省近年来律令中渐次废除肉刑、规范狱政、强调法之惩罚须有度，不可夺尽生机之原则一脉相承。

&esp;&esp;在当下各地军法审判往往草菅人命、私刑泛滥之际，晋省此举，无论其初衷为彰显文明或收买人心，客观上确为生存权于乱世中提供了一抹微光，亦为其依法维权之主张增添了某种人道主义色彩。”

&esp;&esp;天津《大公报》则从社会控制角度分析：

&esp;&esp;“阎氏治晋，素重秩序。

&esp;&esp;其厉行法制，非仅出于公正理想，实为深植统治根基之策。

&esp;&esp;此次跨省执法，以法院为矛，以军队为盾，最终以相对规范之司法程序收尾，意在昭告：

&esp;&esp;于晋省界定之秩序内，即便敌对者之生命，亦不由个人或一时意气剥夺，而须经其法度裁决。

&esp;&esp;此乃将暴力垄断与行使进一步制度化、理性化之尝试，虽出于强权，却暗合近代国家治理之某种趋势。

&esp;&esp;其对生存权之有限承认，乃是对其治理权威与稳定之长远投资。”

&esp;&esp;北平《晨报》特邀评论员，一位曾考察山西的法学家撰文称：

&esp;&esp;“外界谈及山西，多聚焦其飞机坦克、钢铁、水泥。

&esp;&esp;然此次事件揭示，阎百川所构建者，非仅一庞大兵工厂，乃一力图自足、且内外规则日趋严密之共同体。

&esp;&esp;其领先处，至少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