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一件别人都说不可能的事。
当时我还是助教,系里有个学生被冤枉作弊,所有人都说就是他干的。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翻遍了所有考试记录,找到了真正的作弊者。
后来那个学生毕业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跟沈玉讲了这件事。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师父,您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说是你自己改变了自己。
她摇摇头,说没有您,我可能只是一个会考试的学生,是您教会我,法律不只是背法条,更是守护人的尊严。
那一刻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现在沈玉越来越忙,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看我和师娘。
每次来都带一堆东西,什么保健品、茶叶、水果,好像我们老两口缺这些似的。
但她一定要带。
她说这是她为数不多能“任性”的时候。
我理解。
她在外面是沈总、沈律师、沈理事长,但在我们这儿,她可以只是个徒弟、是个孩子。
有时候我看着她坐在沙上跟师娘聊天,会想起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样子……
那时候她比现在瘦,眼神里有一种不安,但更多的是倔强。
现在她长了些肉,眼神也沉静了,但那种倔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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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我们在各自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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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沈玉是大学舍友。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正蹲在宿舍地上擦床板。
我说你擦那么干净干嘛,她说习惯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家的时候什么事都得自己做,不会有人帮她。
我们宿舍四个人,沈玉是最拼的那个。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图书馆占座,晚上十一点才回来。
周末要么去启明律所当志愿者,要么在宿舍看书。
我有时候拉着她去吃火锅,她总是犹豫半天才答应。
那时候我以为她只是爱学习,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给自己攒底气。
毕业之后我回了临市,考了法院的公务员,从书记员做起,现在是法官助理。
沈玉留在京市,开了律所,做了公益。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见面都跟以前一样。
她知道我在法院工作,有时候会让我帮忙查一些资料。
我知道她的心火中心在做什么,有时候看到相关的好案例会给她。
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不在一个岗位,但在做同一件事: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
张娟的案子终于了结了。
她丈夫刘大勇被执行死刑那天,张娟一个人去了公墓,在她爸妈墓前坐了一整天。
我抱着沈玉哭到失控,她回了一个拥抱,说我们没白做。
想起那年,我们挤在张娟家昏暗的客厅里,给张娟的父母讲怎么收集证据、怎么申请人身保护令。
张娟的父亲手腕上全是淤青,但他看着我们几个学生,眼睛里有光。
后来张娟的父母被刘大勇害死,我们没能保住他们的命。
但张娟活下来了。
沈玉说这不代表我们失败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但有时候还是会想,如果我们能再快一点,是不是就能多救两个人。
沈玉跟我说:‘苏晓,我们不可能救所有人,但只要我们救了其中一个人,对那个人来说,我们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
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我的工作笔记扉页上。
在法院的这几年,我见过了太多无能为力的时刻。
有时候是证据不足,有时候是法律空白,有时候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