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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他们（第2页）

第二件事，是和苏明远律师一起，给心火的年轻律师做跨境法律培训，教他们怎么处理国际司法协作、怎么跟海外公益组织对接。

郗恒有一次跟我说，他觉得我从红圈所出来做公益，是降维打击。

我说不是降维打击，是换个维度。

在红圈所的时候，我的能力是用来帮企业赚更多的钱；在心火，我的能力是用来帮那些拿不出律师费的人讨回公道。

能力没变，用它的方式变了。

前几天老周给我打电话，说他看到我在海外法律援助论坛上的言，讲的是跨境劳工维权中的证据链构建。

他说他在业内待了几十年，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公益律师在国际平台上做这么专业的分享。

我说师父，这都得感谢您当年的栽培。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小子现在做的这些事，比我打过的任何一个案子都值。

挂电话的时候他说下次来京市，想请我和沈玉吃顿饭。

挂了电话，我把老周的红包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

下次他来了，我就还给他，心意收到了，我现在做公益，不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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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素晴：我接过了那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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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律师执业证那天，给沈玉了一条很长很长的消息。完之后觉得自己有点矫情，想撤回，但已经时了。

沈玉很快回了我四个字：恭喜，等你。

第一次见沈玉，是我人生最糟糕的时候。

那时候我被学校诬陷学术不端，面临开除，还收到了匿名威胁短信。我躲在公寓里不敢出门，对着电脑屏幕哭了一整天。我以为自己这一辈子都完了。

学位没了，签证要吊销，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部归零。

沈玉那时候还在波大交流，隔着时差跟我视频。

她听我讲完事情经过，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直接就问：“你有证据吗？”

她让我把所有证据整理好给她。

接下来那段时间，是我见过的最专业的团队协作。

沈玉在波大遥控指挥，刘彦律师在国内帮我整理证据清单，戴维斯律师在美国当地对接司法程序，林溪负责协调各方的沟通进度。

他们把我那些乱七八糟的聊天记录、邮件截图、实验数据备份，变成了一本厚厚的、条理清晰的证据册。

教授被抓那天，戴维斯律师给我打电话，说国际刑警已经在墨西哥机场把人控制住了。

我蹲在公寓地板上哭了很久。

后来案子胜诉，学校撤销了处分，我恢复了学籍。

回国之后，我站在心火中心的办公楼前，仰头看着那块牌子，心里只想着一件事：。

现在我是心火中心海外留学生保护项目的负责人。

这个项目是沈玉提议设立的，她说海外留学生群体很特殊，孤身在国外，遇到事不知道找谁，很多人被欺负了只能忍。

她让我来牵这个头，因为我是过来人，最懂他们的处境。

部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我和一个应届实习生。

现在团队有十二个人，对接了十六个国家的三十多家华人社团和公益组织，去年一年处理了上百起海外留学生求助。

我经手的第一个案子，是个在德国读工科的男生。

他在实验室被导师剽窃了研究成果，投诉无门，还被威胁要取消他的奖学金。他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放弃学位、卷铺盖回国的打算。

我带他走完了整个维权流程：收集证据、向学校学术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诉、联系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介入协调。

前前后后搞了四个多月，最终学校认定了导师的学术不端行为，恢复了他的研究成果署名权。

他拿到书面裁定那天，在群里了一长串哭的表情。

他说学姐，我以为自己会像你一样倒霉，被学校压着打，没想到真的能赢。

我说不会的。因为有我们在，你不会再像我当年那么孤立无援。

我每次跟新的求助者通话，结束的时候都会说同一句话：“别怕，我们以前走过这条路，现在陪你一起走。”

这句话是沈玉当年在视频里对我说的。

现在我说给那些和当年的我一样害怕的孩子听，就像把一把伞递给站在雨里的人。

因为我被淋过，所以我知道他们需要这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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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消：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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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心火中心最年轻的正式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