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林远舟七点就醒了。
他住的酒店离裕盛大厦不远,步行只要十分钟。他洗漱完,穿上一件深灰色衬衫,把外套搭在手臂上,走出房间。
楼下大堂里,苏晚晴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穿着一套藏青色职业套装,头盘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你几点起来的?”林远舟问。
“六点。”苏晚晴说,“怕你迟到。”
“约的是几点?”
“九点半。”苏晚晴看了看手表,“你还有时间吃早饭。”
两人在酒店餐厅简单吃了早餐。苏晚晴一边喝豆浆一边说:“外经贸委那边,我帮你联系了综合处的陈主任,他向副主任汇报过。副主任姓周,分管外资合作。”
“周副主任什么背景?”
“以前在浦东开办干过三年,调到外经贸委不到一年。”苏晚晴翻开文件夹,“据说跟上海市政府的张副市长关系不错,张副市长主抓国企改革。”
林远舟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脑子里在盘算今天的谈话要点——不能谈太深,也不能谈太浅,要让对方觉得裕盛这家合资公司有价值,又不能显得在邀功。
“工厂那边的事你约了吗?”他问。
“约好了,十一点跟工厂厂长见面。”苏晚晴说,“谈增加质检员的事。我准备了两套方案,一套是分摊成本,一套是驻场自检。”
“你先去工厂。”林远舟放下咖啡杯,“外经贸委这边,我一个人去就行。”
苏晚晴愣了一下:“你确定?”
“你去了,他们反而会觉得裕盛这边派头大。”林远舟说,“我一个人去,低调一点,更适合谈正事。”
苏晚晴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没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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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半,林远舟走出酒店,拦了一辆出租车。
外经贸委的办公楼在外滩附近,是一栋五层楼的老式建筑,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窗户是老式的钢窗框。楼前停着几辆桑塔纳和一辆奥迪,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几个镀金大字。
林远舟走进大厅,登记了姓名,被前台领到三楼的一间会客室。
会客室不大,放着几张棕色皮沙,茶几上摆着一套白瓷茶具。墙上挂着一幅字:“开放促改革,合作赢未来”。林远舟坐下,扫了一眼挂钟——八点五十三分,还有三十七分钟。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合资公司运行报告》,翻到最后几页,又看了一遍数据。
九点二十五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推门进来,穿着白衬衫、深色西裤,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走到林远舟面前,伸出手:“林总?我是综合处的陈国栋,周副主任的秘书。”
“陈主任好。”林远舟站起来握住对方的手,“打扰了。”
“别客气,周副主任正好在办公室,我带你过去。”
林远舟跟着陈国栋穿过走廊,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口。陈国栋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请进。”
门推开,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头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他正在低头看一份文件,听到门响,抬起头来,目光落在林远舟身上。
“周副主任,这位就是裕盛贸易的林远舟。”陈国栋介绍道。
周副主任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跟林远舟握手:“林总年轻有为啊,请坐。”
林远舟在沙上坐下,陈国栋帮他倒了杯茶,然后退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
周副主任坐回办公椅上,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晃了晃:“你们裕盛(上海)的数据,我让国栋整理了一份过来。合资公司成立不到两个月,流程跑了一个多星期,数据就已经出来了——一百五十三单询价,成交率过三成,客户投诉满意度很高。”
“周副主任过奖了,还处在磨合期。”林远舟说,“第一周的数据不代表长期水平。”
“话不能这么说。”周副主任放下文件,“我跟福田的老总打过几次交道,福田以前什么底子,我清楚。你们能把这家企业救活,本身就是本事。”
林远舟没有接话,只是微微点头。
周副主任看着他,又问了一句:“你们这个流程,是汕头那边搬过来的,还是在上海独创的?”
“骨干框架是从汕头搬过来的,但做了调整。”林远舟说,“福田以前的流程太僵,审批环节多,决策链条长。我们改成扁平化管理,每个岗位的权限明确,减少审批层级,把决策权放到最靠近客户的人手里。”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周副主任靠在椅背上,“福田以前也想过改流程,但改不动。老员工阻力大,老领导不愿意放权。”
“改流程最怕一步到位。”林远舟说,“我们用的办法是——先做试点,选一个业务小组跑新流程,跑通了再逐步推广到全公司。这样老员工不会觉得被冒犯,新流程又能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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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副主任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茶。
“林总,你这个思路,跟市里提倡的‘渐进式改革’不谋而合。”
“不敢当。”林远舟说,“我们只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
周副主任放下杯子,换了个话题:“你这次来上海,是专门来检查合资公司的情况?”
“对,顺带也看看上海这边的营商环境。”林远舟说,“如果条件成熟,裕盛计划把一部分核心业务迁到上海来。”
“迁到上海?”周副主任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具体是什么业务?”
“品牌运营和供应链管理。”林远舟说,“汕头的优势在制造端,上海的优势在渠道端。裕盛正在筹备品牌升级,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运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