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佐藤一郎就带人来院里问枝子回来没有。”
陈济堂把那半页病历纸举到光下。
纸面上的草茎影子落在“隔离观察”四个字上。
边区医院的隔离病房他待过——土墙,草顶,窗上钉着木条。
枝子在那里面待了多久?
病历上没写出院日期,但批注的墨色比诊断栏深,像是后来添上去的。
迟照野突然说:“叁柒贰号仓库,军统炸的那次,是九月。
三年前九月。”
他偏头看陈济堂,“枝子病历上写的入院日期,是八月十七。
她在延安隔离了不到一个月,就写了这行批注。
那时候她怎么知道山田的事?”
陈济堂把病历纸放下。
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
但寄存牌上的地图指向天津,枝子批注指向太原——额尔赫在宪兵队牢里刻的数字,和枝子标的仓库编号只差一位。
两条线在同一个地方交汇。
“金姑娘,”陈济堂转向金毓秀,“你带来的人,能盯住东厢那两个军医多久?”
金毓秀靠在正房门框上,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指尖在门框漆面上来回划。
“盯到天黑没问题。
但佐藤要是硬要走,我的人拦不住。
他毕竟是大佐,巷口那两辆车里还有四个卫兵。”
“那就别让他走。”
陈济堂把寄存牌和病历纸收进手札夹层里,桑皮纸封皮重新合上。
他看了一眼院中——裴观言站在诊台侧边,右手垂在裤缝边,指头微微蜷着;那五蹲在台阶上,把盆里的水泼了,湿漉漉的布巾搭在膝盖上;迟照野靠在门框另一边,铜丝又摸出来了,在指间绕来绕去。
“裴观言,”陈济堂说,“你带着寄存牌去天津。
今天就走。”
裴观言没动。
他看着陈济堂,过了两息才开口:“我走了,院里就剩你一个能拿主意的。
佐藤要是翻脸——”
“翻不了。”
陈济堂把脉枕重新盖在手札上,蓝布枕套的裂口朝外,那兰缝的黑线歪歪斜斜地爬在布面上。
“他女儿在延安,他比我们更怕这封信落到山田手里。”
裴观言看了他一会儿,点头。
他从怀里摸出一本薄册子搁在诊台上——是他那本账册的副本,封皮用旧报纸包着,报纸上印着“华北政务委员会”几个字,油墨蹭得有些糊。
“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