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做了婚姻咨询。我其实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光靠我们自己,迈不过这道坎。
找个合适的咨询师都费了一番周折。
我不想要男咨询师——一个大老爷们坐在对面,听我讲老婆出轨的事,那种感觉太屈辱了。
最后我们选定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咨询师,米歇尔·马丁。
她微胖,棕色长发稀稀拉拉地披着,戴一副厚厚的眼镜。
她说话的声音很温和,也很会听人讲。
头几次,她压根没提出轨那档子事。她开口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俩为什么会在一起”。
这问题其实很难答。至少,当着你另一半的面,想诚实地回答,很难。
“因为我们……相爱?”我试探着说。
米歇尔把一抹笑压了回去。
我给的是那种标准答案,张口就来的套话,而且句尾还吊着个问号。
那不叫回答,那叫交作业——我猜她想听什么,就递上去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婚姻咨询里一大半的功夫,都花在戒掉这种“挑好话说”的本能,把人掰回到诚实上来。
“『相爱』对你来说,具体是什么意思?”她追问。
“就是……喜欢待在一起?”
她点点头,表示听见了。可除此之外她没有任何反应——沉默本身就在告诉我:你还没答到点子上。
“我想……这等于没说,对吧。您问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回答因为我们喜欢在一起。”
她偏了偏头。“继续。”
又僵了几秒,我只好摊牌:“我想我真的答不上来。”
“嗯,”她的声音依旧很轻,“这正是我们要一起解决的东西。”
被配偶背叛的人,处境是很微妙的。
你看“受害者”这个词就知道——你受了伤。
可说来奇怪,受害同时也是一种权力。
温妮坦白之后的几个星期,在我面前简直是踮着脚走路,处处赔小心,事事嘘寒问暖。
我要是能说我也一样体贴就好了。
可惜不是。
我反而从揭伤口这件事里尝到了一种扭曲的快感——一次次逼她低头,逼她表现出更多的愧疚、更多的悔意。
她伤过我,我就得伤回去。
可时间一长,受害者就站到了施暴者的位置上,出轨的那个反倒成了新的受害者。
我觉得,毁掉一段婚姻的,往往不是当初那场偷情本身,而是后来这种你来我往、以牙还牙的循环——至少是同样大的凶手。
咨询帮我看清了这个模式,看清了它的破坏力。
想重建关系,就得停止往这锅汤里继续投毒。
这种事有个很荒诞的悖论:要走出来,需要克制更多的,是受害者,而不是出轨的那一方。
但天下没有容易的事。
就算我认清了这一点,学着把话咽回去,学着不逮着机会就刺她一句,温妮那边却又起了反作用。
她心里有愧——说来奇怪,我发火,反倒像给了她一个赎罪的出口;而我不声不响的失望,才真的一口一口啃着她。
真是操蛋到了极点。
三个星期,我们才重新上床。
男人出轨,妻子以守活寡来惩罚他,几个月甚至更久不让他碰——我猜这是常例。
可我不想禁欲。
哪怕那会儿一切都还血淋淋的没结痂,性这件事,我说什么也不肯放弃。
我说过,再差的性也是好的。温妮坦白之后的这段日子,算是把这句老话架在火上烤了。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聊天——已经成了惯例——聊各自的一天,把细节、琐事、鸡毛蒜皮的废话一股脑倒出来。
这种对话的好处在于,它制造出了交流的假象,又不需要任何人真正投入什么。
她只穿了一件长T恤,别的什么都没穿。我注意到了。我受够了靠自己解决。我伸手过去,罩住了她的乳房。她一惊,但没有推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