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那阵疼过去,才把接受腔往上提。 先对准,再压紧。 “咔哒。” 锁销咬合。 我扶着床柱站起来,将身体的重量慢慢移向左侧。义肢迟疑了一瞬,僵硬地接住我。 窗外的钟声散尽了。 起床。穿衣。洗漱。烧水。 被角压平,牙杯摆好,外套最上面一颗纽扣不系。出门前检查炉火,检查窗,检查门锁。 一样一样做。 做完了,天也就亮了。 门后的镜子里映出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头发很短,后脑勺有一小块推得深了,露出比别处更青的头皮。左边眉骨上的旧伤有些泛红,大约是天气要变。 我把裤腿往下扯了扯,遮好义肢与鞋帮相接的位置。 出门时,二楼的门忽然开了。 一个端水盆的女人站在门后。 “早。” 她没有回应。 “妈妈,”她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她就是那个坏人吗?” 女人一把拉住他的手。 “别看。别说话!” 我没有回头。 战后重建的石料仍堆在路旁,几个工人正在那幢只剩下正面的房子上搭木架。 路口的横幅被风吹得翻起来。 “瓦诺克必将重生。” 卖饭的罗婶正在给最前面的男人舀炖豆子。轮到我时,脸上的笑淡下来。 “要什么?” “还有炖豆子吗?” “没有了。” “那面包呢?” 她弯下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纸包。 “就这些了。” “多少钱?” 她报了价格,我把钱放进窗口的小碟子。 身后有人咳嗽。 我伸手触到纸包,一点酸味隔着油纸浮出来。 “不要了?” “嗯。天气热,您自己也别吃了。” “你还嫌?” 后面传来一声笑。 “人家命金贵,当然嫌。战友都能丢下,何况一顿馊饭。” “抱歉,耽误你们了。钱不用退。” 菜市场在钟楼后面。 摊主是个面生的年轻人,他从摊位下面抽出几片发黄的叶子,又拿了两个已经发芽的土豆,扔上秤。 “就剩这些。” “好。” 纸袋落在地上。 一个土豆从里面滚出来。 我将拐杖横过来,慢慢弯下右膝,再往前一些,终于够到了土豆。 身后有人低低说:“活该。” 上午八点,我去军需后勤处工作,将军人遗物登记、清理、归类,等待家属认领。 下午,一位老人来领儿子的遗物,认出了我。 “你是许烬?” “是。” “你活下来了,我儿子没有。” “对不起。” “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他又不是你丢下的那一个。” “要是他也像你一样,只顾自己就好了。” 回家路上,镇中心的公告栏前站着几名穿校服的年轻人,那份通报仍贴在那里。 《关于战壕撤离事故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标题下面是我的名字。 许烬。 原瓦诺克delta:sidea-1 第一次听见敲门声,是在凌晨两点十五分。 那时我睡得不深。 左腿又在疼。 那种疼并不猛烈,只是绵长,像有一根极细的铁丝从并不存在的脚踝穿进去,沿着小腿缓慢向上拧。 我在半梦半醒间翻了个身,下意识想蜷起左腿,身体却只带动了膝盖以上的部分。 床边的拐杖碰到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我睁开眼睛。 房间里没有光。窗帘没有拉严,夜色与雨声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铺出一条灰白的线。 墙上的挂钟还在走。 嗒。 嗒。 嗒。 我盯着天花板,等那阵痛慢慢退去。 就在这时,门外响了三下。 咚。 咚。 咚。 声音很轻,每一下之间隔着相同的距离。 不像急着求助,也不像喝醉的人敲错了门。那声音甚至称得上礼貌,仿佛门外的人知道已经是深夜,怕惊扰我,只用指节在门板上克制地碰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