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接我爸,坐的是陆巡的后座。
九月二十八号下午一点,陆巡停在小区门口马路边上,柴油机突突地响。
后排的座椅放倒了,铺着那床军被,绿的,叠得方方正正。他让我坐上去。
“副驾留给你爸。”他说,“你妈交代的。”
我爬上去,盘腿坐在军被上。
车顶那盏小灯就在我脑袋顶上。
这床军被我认得,这块地方我也认得:两年前那个夏天,那个秋天,谁在这上头躺过,我比谁都清楚。
我坐在上头,去接我爸。
萧山机场T3,国际到达。三点四十落地,四点二十,人出来了。
我爸推着一辆行李车,车上码着两个大箱子、一个纸箱,纸箱上拿红胶带缠了好几道,写着四个大字:小陈收。
他晒得跟炭一样,啤酒肚又大了一圈,头顶又稀了,还是往一边梳着。
穿一件polo衫,领子立着,是我妈前年给他买的。
他老远就看见我了,一只手推车,一只手举过头顶挥。
“小屿——!”
他把行李车一撒,冲上来,一把把我搂住,搂得我肋骨疼,在我背上拍了三下,拍得咚咚响。他身上一股飞机上的味儿,混着汗。
然后他松开我,扭头,看见了陈卓。
“小陈!”
他又冲上去了,这回搂得更紧,搂完了还不撒手,攥着陈卓的两只胳膊,上上下下地看。
“壮了!”他说,“又壮了!”
“江工晒黑了。”
“红海的太阳!”我爸哈哈大笑,“红海的太阳!”
他拍着那个纸箱。
“椰枣!沙特最好的,椰枣王!我跑了三个市场挑的。给你的!”
“江工客气。”
“客气什么!”我爸说,“我不在这两年,家里里里外外,哪样不是你?曼曼的车,小屿的事,栀栀学车,帕萨特,新房的水电——我在那边,天天跟工友吹,我说我家有个恩人!”
陈卓把那两个大箱子拎起来,一手一个,往陆巡的后头塞。我爸跟在他后头,一路说,说个不停。
“我不走了!”我爸说,“二期干完了,单位说给我调回杭州总部,坐办公室!以后周末,我也上你那儿去,给你打下手!我修了二十年工地,修车我也学得会!”
“那好。”陈卓说,“周末热闹。”
他关上后挡板,“哐”。
我爸爬上了副驾。那个座位高,他个子矮,踩着门底那根踏板,蹿了两下才上去。他一屁股坐下,拍着仪表台。
“这车!”他说,“这车还是这么带劲!”
我在后头,坐在军被上,挤在两个大箱子和一箱椰枣中间。
一路上我爸都在说。
说红海,说工地,说沙特人吃饭用手抓,说他们项目上的小年轻娶了个菲律宾媳妇。
陈卓开着车,一只手搭在车窗上,听着,时不时“嗯”一声,“是吗”。
过钱塘江大桥的时候,我爸扭过头来看我。
“小屿,”他说,“你小陈叔叔,你得多跟人家学。”
我说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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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五点半。
我妈在家里等着。
门一开,她站在玄关,穿一身藏青的套裙,头发盘起来了,戴着那对小珍珠耳钉,脸上化了淡妆。
她一年到头去律所都没这么收拾过。
鞋柜前头摆着那双蓝拖鞋,擦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