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他答了一句,目光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进度表。
她看了眼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项目名称,转身离开时带上了门。
十分钟后,书桌上的座机响了。
是门卫打来的,说有人送来一个信封,署名“丁义珍”。
“东西呢?”
“在传达室登记了,要不要送上来?”
“放着。”他说完就挂了。
半小时后,他驱车返回市委大楼。
保险柜前站了两分钟,才输入密码。
信封完好无损地放进去,连拆都没拆。
他知道丁义珍想说什么,无非是“被人陷害”“愿当面陈情”,甚至可能暗示某些他知道的事。
但他更清楚,只要打开这封信,无论看不看内容,都会留下痕迹。
他锁好柜子,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私人日记本,提笔写道:
“展不能牺牲底线,但也不能因小失大。再看三天。”
夜里九点四十二分,他拨通了季昌明的手机号。
对方很快接起,语气平静。
“老季,”他说,“现在查案子,最怕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传来声音:“怕上面没态度,下面乱表态。”
他又问:“要是上面还没表态呢?”
“那就等。”
“等多久?”
“等到有人先动。”
通话结束,他坐在黑暗中,没有开灯。
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前,他看到时间显示:。
第二天上午九点,他召集市委办几位核心人员开会,议题是“重点项目推进协调机制优化”。
会上他只讲了三点:
一是所有跨部门联审事项必须全程留痕;
二是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项目,需单独建立备查档案;
三是今后凡有紧急审批需求,须提前报备决策依据。
没人提问,也没人质疑。
会议在二十三分钟内结束。
散会后,他单独留下秘书,低声交代:
“去查一下,孙连城过去一个月有没有和省纪委、检察院以外的省级单位接触过。”
“需要通知他本人吗?”
“不用。”
“那……要是查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