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为了时代严谨,不敢写凳子、也不敢写折扇。(武侠其实是很讲究时代的,因为时代不对很多帅的东西没法写,比如折扇,我没考证过折扇的时间,但要有折扇首先就得先有纸张,先秦是简牍时代,没有纸张,就更遑论折扇了。)
一方面连几万人骑兵对冲的场面都写了(插一句,或许有读者不喜欢百里堡战争的那一段,觉得笔墨花得过多了,但其实我是想在表达在墨家机关和武侠世界的逻辑下的战争状貌,这既与表达欲有关,也与游戏体验有关,只能对不喜欢的读者说句抱歉啦),这种矛盾对于写这些文字的我来说,确实已经到了困扰的地步。
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我一直没定下标准——到底按不按历史考据写。
按这个写吧,这个世界又有玄幻武功、异兽机关,本来就挺魔幻的。
不按这个写吧,庄子的历史背景又是真实存在的,赵二公子坐椅子(当时还没发明椅子),任公子用折扇,这个场面怎想怎么别扭。
如果要扣历史细节的话,很多词其实都用不了,比如说“青睐”,这是产生于魏晋之后的,再比如说“刮目相看”、“胸有成竹”、“散步”、“我见犹怜”、“主动请缨”等等,都不能在先秦语境中使用。但我用得没有禁忌,一方面是半架空半历史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清楚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相比于用词上的考究,我更想追求一种读者能轻松接受,最好时而还能获得一些美学享受的表达效果,而非学术上的严肃性。
各种原因加在一起,让我写的时候很放不开,也很不尽兴。所以以后写,背景要么历史,要么架空,不再混成一团了。当然,也可以既有架空,又有现实,但这中间需要“桥梁”,这就是后话了。
(三)后续与开始
关于这本书结束的地方,一定会有读者不满意,因为还没说沈依云到底是死是活的问题,也没写怎么救沈依云。换句话说,故事没结束。
但其实故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也是在刻意营造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对我来说,写作既是游戏,也是一种表达,这本书要表达的主题已经几乎表达完了,所以停在蜀国之外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沈依云和蜀国的故事以后可能会写成番外,就相当于游戏的dlc。很早之前就计划好的番外包括“黄金法杖——古蜀国之祭司传奇”和“我的爹爹是庄子——庄琪琪的课外冒险”两大部分。以后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想法,不过现在在为下一本存稿,番外不会马上写,等等再说吧。bytheway,关于沈依云生死这件事其实有过不少铺垫,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着重注意中提到的关于蜀国的信息就是了。
有不止一个读者认为我应该把结局写成悲剧。
这对我来说不太适合。
因为我把当成游戏,既然是游戏就要有游戏体验,悲剧的体验虽然有时会显得“高级”,但不畅快。就像我玩《王国风云》,都是镇压臣民和穷兵黩武的大一统模式,而不是任由均分继承法和那些想要自由的封臣把帝国弄得四分五裂,然后体验历史的苍凉感和不可琢磨。相比于后者,我还是更喜欢舒畅的结局。
所以我后续准备写的几个故事暂时都是以舒畅为前提进行的,不管杀机如何四伏,过程如何曲折,至少在看完全书之后,心中不会觉得发堵(无论对于我还是读者都是如此)。很久以后说不定也会写杜拉斯《情人》或者博尔赫斯、福楼拜一类的严肃文学,或者说literaryfiction。但不是现在。或许再过些年,等我再沉淀沉淀,等何逊渐老,忘却春风辞笔?(当然是开玩笑的,哪敢和何逊相比?)
总之我现在追求的是故事,这是我对写作的一个重要要求,不管设定多么宏大,考据多么严肃,故事本身一定要好看,这比文笔重要得多。
只要故事写得好,一次简单的相遇可以荡气回肠,喝杯咖啡可以变得险象环生。正如一战前德国总参谋长施里芬心心念念他作战计划中的右翼一样:右翼!加强右翼!(一直到去世前还在念着“务使右翼强大!”)
我的心心念念的则是:故事!加强故事!务使故事精彩!
在此我要模仿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序言中的话:“我也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抱负过大,不要责备我有高瞻远瞩的愿望和需要。”
布罗代尔在学术上的“野心”昭然若揭。我在上却无此野心。我只想写得舒适和获得愉悦,哪怕牺牲文学性和深度。所以我的宣言是:“我也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以文为戏,不要责备我丧失严肃文学追求和对更大更深之哲学主题的放弃以及浅尝辄止。”
布甲完毕之后说说正在写的下一本,中国真正的贵族时代只有两段,一是先秦,一是中古。
先秦也就是本书中庄子所处的时代,但正如我之前说架空与历史的矛盾导致我没好好写战国的社会,连姓与氏的区别我都没写,就可想而知这个故事的架空成分有多么大。再加上玄幻武侠的逻辑限制,导致我很多东西都没表达出来,其结果就是写得不尽兴。
所以下一本我把视角聚焦于中古,当然,故事还是第一位的,只是“顺便”折射出一个真正鲜活的中古时代。
这就像观察实验一样,把一个特定的人放到特定的环境里,然后看这个人会发生些什么,能走到何种地步,又对环境本身产生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