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很好。
至少,在这里,我不会再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
杜拉克先生喜欢在事情办妥之后,请我去灰河底下的酒馆喝一杯。
他总是点最烈的、那种带着烟熏味的枫丹白兰地,然后用他那油腻的大手,重重地拍打我的后背,震得我肺里的空气都出回响。
“文森特!”他那灌满了酒精的嗓门总是很响亮,“你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能干的璃月小子!不,比我们枫丹百分之九十的懒骨头都能干!我要是再年轻二十岁,又有那么个女儿,我誓,我一定把她嫁给你!让你这个能干的家伙,给我生一打同样能干的外孙!”
他说完,便出一阵震天动地的、粗俗的大笑。
“嫁给我?呵,真是天大的笑话。你的女儿要是知道我过去干过什么,怕不是要连夜逃到须弥去?”我心里冷笑着,脸上却恰到好处地挤出一丝迎合的、谦恭的表情,端起酒杯,将那杯辛辣的液体一饮而尽。
“您过誉了,老板。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
“可惜啊可惜!”他重重地放下酒杯,一脸的真诚惋惜,“我就只有那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整天就知道摆弄他那些破零件,而且早就结婚了!不然,我们俩可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
我早就没有家了。
我的家,毁在了一场政治风暴里,毁在了一个女人的背叛里。
我不需要那种虚伪而脆弱的东西。
凭借着这份日益稳固的信任和丰厚的薪水,我终于搬离了码头区那间终年潮湿、混杂着鱼腥味和廉价麦酒味道的出租屋。
我在市中心,一个名叫“白船锚”的街区,租下了一间不大但足够干净的公寓。
这里地段很好,窗户正对着德波大饭店那流光溢彩的霓虹招牌。
屋里没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我那个从璃月就跟着我、装满了所有家当的破木箱。
我不需要多余的东西。
房间,只是一个用来睡觉和存放我自己的地方,不是家。
刚搬进来的那天晚上,我久违地睡了一个安稳觉。
没有码头工人的鼾声和梦话,没有隔壁窑姐接客时那扰人清梦的叫床声,只有窗外蒸汽管道偶尔出的、有节奏的嘶嘶声,像一单调的摇篮曲。
这份平静,只维持了不到两天。
第三天下午,我刚从码头回来,一推开公寓的门,一股混合着湿石灰和霉味的、令人作呕的潮气就扑面而来。
我皱了皱眉,抬起头,天花板上,一大片水渍正像一幅不断扩张的、丑陋的抽象画,迅地蔓延开来。
水珠沿着墙角,汇成细流,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我那本就没几件家具的屋子,此刻已经像个刚被大雨洗礼过的山洞。
水滴落在我那个破木箱上,出沉闷的声响。
我快步走过去,打开箱子,里面那几件换洗的衣服已经湿了大半,而我放在最底层的、那两份用油纸包着的、决定了我过去与未来的文书,也已经被水浸湿了边角。
操。
真是他妈的操蛋。
不管在璃月还是枫丹,麻烦事总是像闻着血腥味的苍蝇一样,自己找上门来。
我没有怒吼,也没有咒骂,我的血液甚至没有加流动。
那股熟悉的、冰冷的烦躁感,像一层铁壳,将我所有的情绪都包裹了起来。
我冷静地将那个木箱拖到没被水淹的角落,然后顺手从墙角那片被水浸泡后剥落的墙皮后,扯出了一截被废弃了的生了锈的铅管。
它很沉,冰冷的触感顺着我的掌心向上蔓延,完美地契合了我此刻的心情。
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会出“咯吱”的、像是呻吟一样的响声,但在我那双穿惯了厚底工靴的脚下,每一步都变成了沉重而有节奏的、如同送葬行列般的鼓点。
我不需要愤怒地咆哮,我的怒火早已在我心中那座名为“往事”的熔炉里,被锻造成了更冰冷、也更锋利的武器不耐烦。
我没有敲门。
我直接用手中的铅管,在楼上那扇漆着俗气蓝色油漆的木门上,重重地砸了三下。
那声音沉闷而响亮,足以让里面的人知道,来者不善。
门很快就开了,门后出现的是一个少女,一个看起来比胡桃还要小上几分的、手足无措的少女。
她有一头及腰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蓝色长,梢还带着水汽,湿漉漉地贴着脸颊。
她的眼睛很特别,是异色瞳,一只像最纯粹的天空,另一只则更深邃,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
她身上穿着一件款式夸张的、像是舞台剧服一样的礼裙,但裙摆已经湿透,正狼狈地往下滴着水。
她看到我,特别是看到我手中那根还在滴着锈水的铅管时,那双漂亮的异色瞳里瞬间充满了惊慌。
“请、请问……有、有什么事吗,先生?”她结结巴巴地开口,声音像一只受惊的小鸟。
我懒得跟她废话。
我侧过身,用铅管指了指我楼下那间还在往下滴水的屋子,然后用最平淡、最不带感情的语调告诉她“我的房间,被淹了。你的杰作,赔偿。”我的声音很冷,像至冬冬日里结在窗户上的冰。
就在她那张精致的小脸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时,一个提着菜篮子的大婶从旁边的房间里探出头来,用一种混合着八卦与敬畏的眼神看着门里的少女,然后又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天呐,年轻人,你对芙宁娜大人这是什么态度?”她压低了声音,像是在分享什么惊天大秘密,“那可是……以前的水神大人啊!”
水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