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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7章 示范区成立八千字（第3页）

另外，新的集体政策，采用的是集体公有土地和集体承包经营权模式，分为集体公有土地、集体公有河湖泊、山林以及分到各户的土地和山林承包权，归属于公有的财产，其利润由集体分配，而由个人承包的产出则归个人。

同时集体创办的工厂、养殖厂等不得进行拆分，并成立集体股分公司，划分股本，依旧由集体经营，每户家庭选出股权人参加股东大会讨论股本分配，参股人有对集体股分公司的决策权。

集体财产由市或县集体财产管理单位统一监管与审计，其中一系列的政策全部1:1照抄同安市相关办法，所以庆州专区政府少了重新制订一系列政策的麻烦事，这也让工作推进的速度快了起来。

当然，调整后的集体体制与80年代还是不同，时下粮食的统购统销政并没有废除，所以想留多少就留多少是不可能的。

不过新政策下，老百姓的粮食留存比例进行了调整，人均口粮和牲畜粮和同安—样，分从350斤、450斤，调整到了与同安—样的450斤和600斤，其余得卖给政府。

而老百姓的自留地则改成了承包地，种植不再进行限制，当政府需要农民种植什么时，由政府出政策来鼓励而不再是强制规定。

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给广大示范区的农民进行松绑，而过去的公社体制体下，农民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国家的粮价低，强行规定种植种类，又加上大集体劳动，农民永远有做不完的活，这使得广大农民疲于奔波，可是一年忙到头，连一百块都赚不到。

公社下的每个家庭的每位劳力，每年都有标准义务工分数，完不成就得倒贴，因此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家庭中劳力生病，使得工分数不够时，农民干一年做了三四千个工分，结果年终结算下来，还要倒欠公社钱。

然而问题是，那些义务工是真的必要吗?也不见得都是这样，新中国早期时，国家需要修路、修河、沟、渠，这个时候的义务工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改天换地，让农民得了利，可是到了后来，这些都修完以后，义务工就变成了不得不做的制度化要求。

有事没事，公社都得找点活来干，田里忙完了，去修渠，渠搞完了去修塘，这些都修完了，没活干了，公社再找来活，今年建完明年修，明年修完，后年修，反反复复的整，没完没了，永远到不了头。

如果这些都搞完了，村公社内实在没事干了，上级乡镇公社的任务又下来了，将乡道、镇道重修一遍，时下的规定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遇到重点工程时，比如县里或某乡镇要建水库，那好自备干粮卷上铺盖，拿上工具跑上几十里去那边干活赚工分。

一个壮劳力一日标准为十工分(修铁路什么的多一些有十二个），一年标准工分为三千个，一年三百个工，一个工约0。2元，一年大约能赚60元，要想多赚钱怎么办?生孩子啊，而且得生男孩，因为女劳力一天只有0。8个工，约0。16元。

一年365天，而一个劳力需要工作三百天，年复一年永远止尽，农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了，但一年下来却赚不到什么钱。

假设某七口之家，老幼四个，男劳力两个，女劳力一个，完美状态下，全家一年劳动收入基本衡定为16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两百元。

因粮食统购统销只留下口粮和备荒粮，其余的粮食卖给国家，收入除上缴国家税收外，由公社按工分计费发给农民家庭，也就是说，这个收入就是七口之家富裕年景的最高总收入。

农民的这点收入，要用来养一个七口之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年可支配收入大约二十多元，平均到每个月，每人的支出不能超过二元，而一尺布现下需要约0。3至0。4元，一个成年人一身衣服需要七尺多布，即约三元，还不包括做工费。

一家四口成年人，即便一年只做一套秋装，也需要12元左右;由于义务工太多，油水又少，因此劳力饭量极大，粮食根本不够吃，需要到市场去买，一斤大米时下需要0。23元，一年需要购买约一百斤大米，也即总计需要四十多元。

孩子小学学费0。8元一学期，但其它费用需要支出，一年大约需要三四元，两个孩子就是六到八元，另外还有油、盐，公社里集资的其它支出，全家无病无灾丰年情况下，一年大约能节余几十到一百元左右，而这只是华东现下粮食高产的情况下。

如果对比同期历史，七口之家，一年需要买约二百斤粮，支出近九十元，丰年全年全家总节余不会超过一百元，如果遇到灾年或欠收年份，公社粮食分配减少，要想吃饱就只得花大价钱从市场上买，也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即便买到了，基本上—年就白干了。

华东地区还是比较好，而淮河以北地区、西北地区、中原地区的老百姓，那真叫一个‘惨’字了得，陕西老百姓好年景一年分配的口粮约300斤，不好的年景只有260斤，这点粮食怎么够吃?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没得吃，还越是‘要战天斗地’有着无数的义务工。

公社化将农民限制得死死的，完全不能动弹，以前国家为了搞水利、搞交通等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下这些基本都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需要将这些工程做得更好，而这就需要资金和技术来投入了。

然而在公社体制下，国家各项事业已经到了发展上限，再这样搞下去，无非就是在贫困和低效、低技术之中轮回罢了，无法解决升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公社被取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高层没有人智商是低的，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必然是因为过去公社化进行了深入了调查和研究，如果公社化这条路能持续，能为国家带来好处，高层为什么要取消他?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可总有人觉得这是‘反贼’行为。

然而这些只讲立场，不讲事实的人，他们习惯了站在自身立场之上指责，而从未俯下视角或者仰起头来看看当时农村及农民的现状，看看国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立场，且自认为在维护‘道义’和‘正统’。

当社会缺乏基本的市场，生产力无法发展，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公社化，既没有让农业实现真正的增长，也没有让农业机械化真正的普及开来，甚至辛苦打下的工业基础，也仅仅停留在低技术、低水平发展的层次徘徊，这样真的能实现他们梦想的那种‘理想世界’吗?

显而易见，大凡对客观世界有着基本的认知，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以农业发展的具体而言，中原、东北是多平原，农业机械化也确实方便，而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大量的地区是山区，农业机械化需要的机械是不同的，可是在公社化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工厂哪里来的钱搞农机研发?无论是中原，或是公社哪有钱来大规模买农机?这根本不现实。

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经济发展需要遵循逻辑，如果这些全然不顾，单独将一个‘公社化’拎出来，认为只要公社化就能完美解决发展的问题，这是十分可笑的。

就比如说未来的‘南街村’，且不说他们欠了多少债务的事，如果它的周边没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良好条件，‘南街村’能干什么?哪来的游客?不过是一个普通且落后的农业村庄罢了。

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个村庄旧体制上出现的新成果的具现化罢了。

这些人还用小岗村来嘲笑改开，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不讲基本事实，小岗村从来就不是什么工业村，它就是一个普通农村，它的作用就是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解放了农民，它普通不是很正常的吗?指望一个农村要发展成什么样?要它搞金融还是要搞芯片?

小岗村是一个具有时代需求下的政治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更不是什么现代化农村的设定，小岗村的老百姓，现在能吃得饱饭，吃得上肉，发展成一个改革开放下标准的中国农村，这就是足够了，还要它怎样?

但若将南街村吊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切搞计划经济，搞公社化，封闭起来禁止旅游，它能行吗?那里的老百姓会很快退化得连食用油和猪肉都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