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的根在哪儿?”孙导演问。
秦建国环顾院子,看了看那些木头,看了看两个徒弟,最后目光落在院门外那条胡同的方向。
“在这儿。”他说,“哈尔滨,这条胡同,这个院子,这些木头。还有……家里等着我吃饭的人。”
采访结束前,孙导演让秦建国选一件最想展示的作品。秦建国想了想,从工作台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木盒。
盒子不大,巴掌大小,用的是最普通的杨木。但做工极精致,榫卯严丝合缝,表面打磨得光滑如镜。打开盒子,里面铺着一层红绒布,布上放着几样小工具:一把微型刨子,一把小凿子,一把刻刀。都是秦建国自己做的,比例缩小,但功能齐全。
“这是我儿子小时候,我给他做的玩具。”秦建国说,“他那时候总来工作室玩,我就做了这套小工具给他。现在他长大了,不玩了,但我还留着。”
孙导演让摄像给了特写。小小的工具在镜头下泛着温润的光,那是被孩子的小手摸过无数遍的痕迹。
“这件作品叫什么?”孙导演问。
秦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叫《传承》。”
拍摄一直进行到傍晚。送走拍摄组,秦建国觉得比干一天活还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李强和王娟却还兴奋着,围着师父问东问西。
“师父,您说咱们会不会真上电视?”李强问。
“也许吧。”秦建国坐在石凳上,点了支烟。他平时不常抽,今天破例。
“师父,”王娟轻声问,“您是不是不太想去广交会?”
秦建国看了她一眼。这个女徒弟,心思最细。
“不是不想去。”他吐出一口烟,“是怕去了之后,一切就变了。”
“变好还是变坏?”王娟问。
“不知道。”秦建国实话实说,“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但不管好坏,变了就是变了,回不去了。”
这话说得有点伤感。三人都沉默了。
院子里的木头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那些还没处理的木料,那些半成品,那些工具,都静静地待着,像在等待什么。
周五,秦建国去了趟沈家。不是工作室,是沈念秋父母家。
沈父今天没课,在家看书。见秦建国来,放下手里的《史记》,摘了老花镜。
“爸。”秦建国叫了一声。
“坐。”沈父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听说省电视台来人了?”
“嗯,昨天来的。”
“好事。”沈父点点头,“民间工艺需要记录,需要传播。你做得好。”
简单的几句话,却让秦建国心里暖。岳父就是这样,话不多,但每句都在点子上。
沈母端了茶进来,是茉莉花茶,香气扑鼻。
“建国,广交会的事,你想得怎么样了?”沈母开门见山。
秦建国把情况说了说,也把自己的顾虑说了。
沈母听完,想了想:“建国,我给你讲个故事。”
她坐下来,端起茶杯:“我年轻时候在外事部门工作,接待过一个日本代表团。代表团里有个老先生,是日本传统漆器的手艺人。他告诉我,在日本,很多传统手工艺都面临失传,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学,市场也越来越小。”
秦建国认真听着。
“但这位老先生做了件事。”沈母继续说,“他把漆器稍微改良,做了些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东西。比如传统的漆器食盒,他做得更轻薄,更简洁;比如漆器饰盒,他加了现代锁扣。结果呢,不仅日本国内销量上去了,还出口到了欧美。”
“他的手艺变了吗?”秦建国问。
“核心手艺没变。”沈母说,“还是那些工序,还是那些材料,还是那些技法。变的只是形式和用途。用他的话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变化中传承。’”
这话让秦建国深思。
沈父这时开口了:“建国,你知道我研究历史的,最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任何东西能永远不变。变是常态,不变才是异常。关键是怎么变,变的方向是什么。”
“您觉得我该变?”秦建国问。
“不是该不该,是不得不。”沈父说,“你现在有了名气,有了机会,这本身就是变。拒绝变化,有时候比迎接变化更需要勇气——但也可能更愚蠢。”
这话说得重,但秦建国听进去了。
沈母又说:“如果你担心手艺变味,可以定下规矩。比如,什么样的作品可以量产,什么样的必须亲手做。比如,徒弟出师的标准不能降低。比如,用料的标准不能妥协。规矩立下了,变化就在规矩里生,就不会失控。”
这话给了秦建国思路。是啊,他可以自己定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