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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4章 理发社（第1页）

李振邦一直抄到窗外最后一缕光都被收走，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坐了一整个下午。

打字机旁边的纸页堆了厚厚一沓，被他按页码顺序摞好，边缘用字典压住，不让风吹散。手指尖因为长时间敲击键盘有些发麻，眼睛也因为盯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判例字迹而微微发胀。他靠在椅背里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咔咔声，像是沿着他自己那道旧尺寸依次走完收尾工序后自然偏转的余量。他活动了一下手腕，又看了一眼那本还没合上的笔记——纸页在台灯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哑光，边角被翻过太多次，已经微微卷起，像是沿着同一道旧走线走了太多次。

他忽然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比他想象的要大。他本来只是想把嫂子的笔记抄下来方便以后查阅，但抄着抄着，那些东西开始进入他脑子里不走了。他合上笔记，站起来走到窗边，马料水的暮色正在沉下去，路灯沿着山道依次亮起来，像是有人在沿着同一道旧尺寸慢慢把光线推回原位。远处海面上还有几盏渔火，在海雾里明灭不定，像是还没有走到收尾方向的旧走线，正在等着下一段间距自己落到位。

门就在这时被撞开了。

冼景灏第一个冲进来，连鞋都没换，踩着一脚灰就往屋里蹦，声音比他的人先到半拍：“我靠！阿振你在干什么？你在学习吗？”他那道已经在自己的旧尺寸上走完收尾工序后自然偏转的旧余量，正沿着他自己那道还没完全闭合的旧间距向着预期之外的方向偏了过去，“你已经背叛了我们的誓言了吗？”他站在门口，双手叉腰，脸上的表情混合着震惊和控诉，像是发现了同伙在战场上偷偷投降。

李振邦有些无语地看着他，很想说自己从来没跟他许过什么誓。“学习？学个屁！”那是冼景灏自己天天挂在嘴边的话，每次有人喊他去图书馆他都是这一句。李振邦靠回椅背里，双手枕在脑后，语气不高不低：“我没有背叛任何誓言，我只是在抄书。”他说话的时候朝桌面上那摞纸抬了一下下巴，“我嫂子借给我的法律笔记，我得赶在下次见面前抄完。”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顺便说一句，你说过的那句‘学习？学个屁！’，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的台词。”

邓景垣跟邹绍桢跟在后面走进来，邓景垣脸上还挂着笑，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像是已经笑了整条路还没笑完；邹绍桢走在最后面，低着头，耳根还是红的，从脖子根一路红到耳尖，在宿舍日光灯管的光线下格外扎眼，像是沿着他自己那道还没完全闭合的旧尺寸偏到了预期方向末端。

李振邦看了邹绍桢一眼，又看了看那两人，问了一句：“阿垣，你们什么情况？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邓景垣往自己床铺上一坐，床板发出吱呀一声响，他靠在床头，翘起腿，像是正等着有人问这句话。他开口的时候语气不高，但落点很稳：“今天学校搞兴趣社招新，我们去看热闹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故意顿了一下，像是在用自己的节奏替自己把下一段话的开口位置先沿着新铺的走向依次放回原处，“邹绍桢入社了。”

李振邦的眉毛挑了一下，侧过头看向邹绍桢：“你入社了？什么社？”

邹绍桢的脸又红了一度，他的目光在桌面上那堆纸页和墙角的旧行李箱之间游移了一圈，才开口：“美容美发兴趣社。”他说那四个字的时候声音不高，像是在陈述一道他自己还没完全闭合的旧工序，正在沿着新铺的走向一次收窄到自己那边。

李振邦愣了一下，他那道还没走完的旧尺寸沿着他自己的旧收尾方向偏了一下，但很快落回原处。他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但目光在邹绍桢那张红透了的脸上多停了一瞬：“然后呢？”

邓景垣替他答了。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像是已经准备好要讲一段需要展开的故事，正沿着他自己那道已经走完的旧尺寸把新铺的走线依次放回该在的位置。他说话的时候手里比划着，像是在自己的旧尺寸上重新校对每一段接口的收尾方向。

1970年代，正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活动最火热的一段时期。学生组织分为几大类：书院学生会、学系学会、宗教团体，以及完全基于自愿组成的兴趣团体。校方自己都说过：“社团和学会多得让学生难以决定加入哪一个。”文学社、摄影社、辩论队、话剧社、登山社、电影学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招新摊位，每一个都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在崇基学院的中央广场上排成两排，像一条还没标好间距的旧尺寸正在等着新走线依次落回原位。

邓景垣和冼景灏属于典型的滥竽充数型选手。非说俩人有什么兴趣爱好吧，俩人其实也没啥特别喜欢的——冼景灏倒是对娱乐圈感兴趣，但摄影、导演这些兴趣社团对他来说也不太对症。不过俩人有钱，交个会费而已，是小意思。所以他们几乎每个兴趣社都交钱入会——摄影社也入、文学社也入、登山社也入、辩论队也交钱，像是沿着同一道旧尺寸依次走过每一个接口，不管那条走线通向哪里。

邹绍桢跟李振邦正好相反，俩人啥兴趣社都没进。邹绍桢觉得这些学生搞的兴趣社有点幼稚，李振邦是纯粹忙得没空。所以今天他们出去招新现场的时候，邓景垣和冼景灏也没抱什么希望，想着大概又是邹绍桢站在旁边看他们俩填表入会，主要目的还是看漂亮学妹。

但邹绍桢在美容美发兴趣社的招新摊位前面停下来了。

社长的名字叫苏佩芳。她的父亲是开理发店的——但不是街边那种剃头档。《功夫》里的酱爆那种，就属于街边剃头档，一张椅子、一面镜子、一把剪刀，每月赚五六百港元，收入跟一般工人差不多，甚至还要少。师傅自己可能都吃不饱，哪有钱供子女读书？但苏佩芳的父亲不一样，他是上海式理发店的老师傅。

比如深水埗银钧理发店，在1970年代的香港是排得上号的，巅峰期雇佣了三十多个人，包括理发师、洗头工、化妆师、修甲师——能养得起这么大团队的店，营收规模可想而知。

苏佩芳的父亲最初是两口子开店，后来发展到五把飞发椅，那一把椅子就要四千港币。店里理发师、洗头工、化妆师、修甲师一应俱全，剪发加修面一次七十块。苏佩芳的母亲一开始帮着店里洗头招呼客人，后来人手多了，她开始搞美容和化妆，剧组跟妆、婚礼跟妆她也做。

所以苏佩芳在港中文搞了一个美容美发兴趣社。她性格比较内向，搞这个社就是想多交点朋友，把自己从家里学到的手艺教给有兴趣的同学。她用自己攒的钱买了几个假人头和一套入门工具，又把她父亲淘汰下来的旧剪子和旧推子带了几把，在招新摊位前面摆了一排。

但她一个人都没招到。

问题出在人心里的那层东西上。那个年代，剃头和化妆在很多人眼里是旧社会的下九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文大学的学生要么是本地精英子弟，要么是拿着奖学金拼出头的好学生，他们家里从小灌输的观念是读书是为了当医生、当律师、当公务员、进洋行，不是为了学一门伺候人的手艺。

苏佩芳的摊位前面经过的人不少，有人低头看了一眼就快步走过去，有人站在远处看了几秒就转身走了，有人拿起她桌上的宣传单翻了一下，又放回原处了。她能感觉到那些人停下来的间距比自己预想的要短——像是一道旧走线在某个接口处提前收窄，连余量都没有留够，就已经沿着新铺的走向偏到了预期之外。

她坐在摊位后面，手边摆着那把旧剪刀和一个假人头，她低着头，看着地上那截已经被她自己踢到桌脚边缘的旧剪刀影子，不知道该不该把它收回工具箱里。

然后邹绍桢站到了她的摊位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