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5日,屯门公路一期正式通车。从屯门到荃湾之间,第一次有了一条快速公路,水泥路面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车道两侧的防撞栏还没被车碰过,漆面锃亮,连护栏立柱上焊接处的焊点都齐整得像是用尺子比着焊上去的。
通车当天上午,有工程车和官员的车队先走了一趟,后面跟着几辆私家车,车轮碾过路面上新画的白线,线漆的气味还没散尽,被风吹着往山坡的方向飘,融进路边野生灌木丛的叶面上。九巴5月8日就开了66号线,来往大兴及荔枝角,成为首条行经屯门公路的专营巴士路线。车头挂着红底白字的线路牌,乘客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那些以前要绕山路走大半天的路段被一条直路带过,路边的铁丝网护栏和防撞墩从车窗边沿快速往后滑。
5月16日又开68号线,来往元朗及佐敦道码头,车身比66号线长一截,尾段排气筒喷出一层薄薄的白烟,在傍晚的暮色里沿着公路护栏的走向散开,被下一个弯道处的海风带走。
李振邦他们在暑假前完成了最后一学期的考试和论文,正式离校。离校那天下午,崇基学院宿舍楼的走廊里堆着几只纸箱和旧课本,有人已经把行李搬上了停在路边的车里,车门开着,引擎没有熄,尾气管的余热把脚边的落叶烘出一股干枯的焦味。
李振邦把宿舍钥匙放在管理处的窗台上,钥匙压在登记簿的页面上,纸页边角还压着一枚回形针。他在崇基学院那棵老榕树底下站了一会儿,树冠在午后的日光里把地面切成深浅交错的几块,脚边落着几片已经枯黄的叶子,边缘卷起来,被风吹着沿树根转了一圈,停在一根从泥土里隆起来的粗根旁边。
他把目光从树冠的方向收回来,提着那只装了几本旧书的帆布袋走到校门口,袋子边角磨出了一道白印,里面那本《刑法判例集》的硬封面在袋底硌着,隔着帆布能摸到书脊那道没完全压平的折痕。
不过十月下旬他们还要回中大参加毕业典礼拿学位证书,这事他在离校那天就想到了,但没放在心上。帆布袋里的那本《刑法判例集》边角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封面内侧有一小块深色的水渍,是他有一回把它搁在窗台上忘了收,被傍晚的阵雨打湿了一个角,纸页干了之后边缘起了细密的皱褶,翻到那一页的时候会卡一下。
李振邦的理发店开在胡须勇的四海酒店一楼门面房,门头是新做的,叫青丝缘。浅灰色铝塑板打底,字是白色的灯箱,晚上亮起来的时候整条街面都能看到。
店的招牌不大,字也不多,但位置好,正好卡在四海酒店正门和侧巷之间那段人行道的拐角上,落地窗从地面一直装到天花板,从街对面走过来的人还没到门口,就能透过玻璃看见里面那一排锃亮的工作台和四张崭新的飞发椅。
飞发椅是进口的,底座铸铁,漆面深黑,坐垫是深红色的人造革,靠背的角度可以调,高度也能升降,手摇杆转起来的时候能听到底座里齿轮咬合的细密声响。工作台是定做的,不锈钢台面厚实,台沿压着一圈浅槽,防止剪刀和梳子滚落。各种工具整整齐齐地码在台面上,剪刀按大小排列,梳子按齿距分类,电推子在充电底座上插着,指示灯亮着细小的绿点。
一楼是工作区,六张飞发椅沿墙摆开,每两张之间隔着一段够转身的距离,台面上方各有一面长方形镜子,镜框是深色实木的,边角被打磨过。地面铺的是浅灰色防滑地砖,砖缝压得齐整,保洁人员每天早晚各拖一遍,下午人少的时候还会再拖一次,水泥缝里的水渍在日光灯管下泛着细碎的反光。
靠门口的位置摆了两把黑色皮质等候椅,中间搁着一张小圆几,几面上压着一本翻旧了的《号外》杂志,封面边角已经卷起来了,页间夹着几片被随手放进去的旧收据。二楼是餐厅,一张长桌加几把折叠椅,靠墙搁着一台冰箱,冰箱门内侧贴着几张手写的菜单和一张写着“可乐——免费续杯”的便签纸,便签纸边角已经被冰箱门的潮气洇得微微发卷。
三楼是宿舍,两间小房间,每间放了一张铁架单人床和一张旧书桌,衣柜是铁的,浅蓝色漆面,关门的时候要稍微提一下门把手才能扣紧。二楼和三楼说白了更像一套双层复式,楼梯是窄的铁架焊的,台阶面上压着防滑纹,踩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每一级台阶边缘磨过鞋底的阻力。
员工一开始不多。李振邦最早只招了一个负责洗头的女孩儿,叫阿霞,十九岁,屯门本地人,之前在果栏边上一间旧发廊干了两年洗头,手稳,话少,有顾客进门她只会点一下头然后转身去开水龙头,水温调好了用腕内侧试一下,再请客人坐过来。阿霞洗头的手法利落,冲水的时候手指顺着发际线的走向压过去,力道匀,不拉扯头皮,客人坐起来之后毛巾搭在头顶,她会隔着毛巾轻轻按两下,吸掉多余的水分才让人起身。
至于理发师,一共三个。冼景灏在开业那天看到周润发和吴孟达包车拉来一车明星凑热闹,当场就决定留下来打工了。那车面包车是吴孟达从片场借的,车身侧面还贴着一张戏的贴纸没撕干净,周润发下车的时候穿着一件深色夹克,站在理发店门口朝围观的人群摆了摆手,旁边有人拿相机拍了两张,快门声清脆短促。
冼景灏站在玻璃门内侧,看着那辆车尾灯在暮色里亮了一下又灭了,回头对李振邦说了一句“我不走了”。
苏佩芳也跟李振邦说自己想留下来。李振邦有些奇怪,放下手里的搪瓷缸,问她:“你不用回家帮忙吗?”苏佩芳抿了抿嘴,手指在裤缝上蹭了一下,像是要抹掉什么并不存在的灰尘,声音不高不低地说:“我……我家里还有哥哥跟弟弟。”
李振邦把搪瓷缸搁在桌面上,杯底磕出一声轻响,没有多问,只点了点头说:“好啊,那就留下来吧。”一看苏佩芳留下了,邹绍桢自然也就留下了,他站在楼梯口,手里还擦着那副圆框眼镜,镜片在日光灯下反着两团细小的亮斑。
所以这个理发店里干活的三个人里,一个是冼景灏,一个是邹绍桢,一个是苏佩芳。李振邦是老板,他坐在门口那把藤编躺椅上,不拿剪刀,不收钱,不排班,只负责在有人问“谁是老板”的时候抬一下手。
躺椅是他在屯门旧货市场淘的,藤条编得密实,扶手的地方被前一任主人磨出了一道浅浅的凹痕,他往那一靠,翘着腿,手里有时夹着一根没点的烟,有时攥着一支钢笔,有时捏着一本摊开的《刑法判例集》。那本书他翻了一个多月了,翻到某一页的时候折了一角,之后每次翻开都从那一页接着往下看,书签是一张折了两折的旧收据,夹在书脊处。
店里三个理发师正忙着给一群颜色各异的小混混设计发型。颜色各异说的是头发,粉毛的坐在最外面那张椅上,橙毛的坐在中间,黄毛的坐在靠墙那张,三个人坐成一排,从镜子里看过去像是谁把一块旧调色板打翻在六把飞发椅之间。
后面还有几个街坊在排队,有人拎着一袋刚买的菜,菜叶从塑料袋口探出来,在空调的冷风里微微抖动;有人蹲在门口台阶上抽烟,烟灰积了一截,被他弹进脚边的旧铁皮罐里,碎末落进罐底,和之前积的灰混在一起,分不清是哪一天弹的。
李振邦这里刚开业不久,排队有空调吹,中午还管饭,有免费冰可乐,用的东西都是进口的,剪刀、推子、吹风机全是新拆箱的,梳子齿尖连划痕都没有。
这帮小混混当然乐意来了,他们坐在等候椅上,有人翻那本《号外》杂志,有人低头看自己脚尖上蹭的灰,有人把冰可乐罐贴在额头上降温,罐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顺着罐身往下淌,在裤子上洇出一小圈湿痕。
他们当然不敢闹事。四海酒店到那边俊记饭店,14K胡须勇的人、和联胜斧头俊的人、合和图傻佬泰的人,都在附近的街面上走动过。
有人看见过胡须勇的贴身跟班从四海酒店侧门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深色公文包,从人行道上走过去,脚步不快不慢;有人见过斧头俊的师爷文蹲在俊记饭店门口择一把青菜,择完了把菜叶拢进竹筐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进了店。
振哥能让他们进门理发就阿弥陀佛了,还闹事?没有人说过这话,但每个坐进那六把飞发椅里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进来的时候把烟掐了,把脚上的泥在门口的地垫上蹭干净了再往里面走,说话的时候音量比在外面低了一档,有人甚至会在镜子里偷偷看自己后脑勺的发际线有没有被剪歪。
李振邦搬了把躺椅坐在店门口,翘着腿,左手拿着一把旧蒲扇,右手端着一杯凉茶。蒲扇是阿霞从家里带来的,竹骨编的,扇面中间有一道被水浸过的旧痕,她拿给李振邦的时候说“老板你坐门口扇凉”。
李振邦就接过来用了,扇风的时候扇柄在指间转半圈,风不大,刚好够把他额前的头发掀起来又落下。
凉茶是隔壁俊记饭店送过来的,师爷文每天上午煮一壶,午后倒一搪瓷缸放在李振邦躺椅旁边的小方凳上,缸沿搁着一只白瓷茶碟,碟心里面搁着两片陈皮。
李振邦有时拿起凉茶喝一口,喝完把缸子放回去,杯底压在碟心那两片陈皮上,茶垢被凉水冲淡,在碟沿积了一圈极细的棕色细线。
他放下手里的法学笔记,那本《刑法判例集》摊开在膝盖上,书页被午后的日光晒得微微发烫,边角卷起来,他用手指压平了一下,又卷回去了。
他听见有人走到面前:“请问……这里是不是在招人啊?”
李振邦从蒲扇的扇骨缝隙里抬起头,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站在台阶下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领口被搓得有些松垮,下摆扎进裤腰里,裤子是深灰色的,膝盖处磨得发亮。
少年手里攥着半张从旧报纸上撕下来的招聘广告,纸边被手汗浸得发软,上面写着“招理发师,底薪加提成,包吃住”,字迹是油印的,墨迹有些洇开了,有几笔画看不清。
李振邦放下扇子,隔着躺椅扶手打量了他一眼,忍不住抬起手用指背蹭了一下自己的脸颊——这小子真帅,鼻梁挺,眉毛深,脸窄,下巴的线条干脆利落,跟十四号那本旧杂志封面上的人一模一样。少年的t恤虽然旧了,边角磨得发白,但袖口的线头被剪过,裁剪时留下的余量被仔细地修平了,露出袖口的棉布边沿,针脚细密匀称,看不出是谁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