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不算证据。”他打断她,用的是那种“我在教你做人道理”的语气,“当事人报案了吗?有人受伤了吗?有录像吗?”
“没有,但是……”
“那可能是你误会了。”他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同学之间开开玩笑很正常。年轻人嘛,打打闹闹的。”
“可是她在哭……”
“好了好了。”他的语气变得更加不耐烦,“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不要总是大惊小怪的。”
“女孩子家家的,不要搬弄是非。”
“如果每个人都来告状,我们老师还要不要工作了?”
“回去上课吧。”
女生咬着嘴唇,眼眶红了。
“老师,可是……”
“出去!”
女生被吓了一跳,匆忙鞠躬,退了出去。
门关上。
办公室里恢复了原来的氛围。
“学生真是越来越娇气了。”体育老师评论道,打开了一罐咖啡,“我们那个年代,这种事自己解决。”
“就是就是。”教导主任点头,“现在的孩子,一点小事就来告状。”
“抗压能力太差了。”另一个老师附和。
“所以现在自杀的学生才这么多。”班长任叹了口气,仿佛这是什么无法理解的现象,“明明生活条件这么好,为什么想不开呢?”
他们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是选择不知道。
因为知道了就要处理。
处理了就要负责。
负责了就可能惹麻烦——学生家长投诉、教育委员会调查、媒体报道、学校声誉受损……
在这个一切以“和谐”为最高准则的社会里,麻烦是最大的罪。
而“看不见”是最安全的选择。
山田洋介家的公寓在东京郊区,中野区的老旧公寓群,月租五万五千円。
三十平米的一居室。
这里曾经是个普通的中产家庭。
不,甚至算不上中产,只是“还可以”的工薪阶层。
父亲山田正雄曾是大型电器公司的中层管理,索尼的子公司,月薪四十万円,不算富裕但足够体面。
每个月还房贷十五万,生活费十万,储蓄五万,剩下的用来偶尔下馆子、买点小东西、去泡个温泉。
母亲山田惠子是全职主妇,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家庭。
早上五点半起床,准备便当。
把米饭捏成可爱的形状,用海苔剪出笑脸,章鱼香肠要切成花的样子。
“这样洋介在学校吃饭时会开心。”她这样想。
送丈夫上班,送儿子上学,然后去超市买最新鲜的食材。
下午参加社区的主妇聚会,交换育儿经验和食谱。
晚上准备丰盛的晚餐,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
“我开动了!”
标准的“一家之主”模式。
昭和时代的完美样本。
那时候,山田洋介的便当盒里是妈妈亲手做的饭菜。
那时候,他有新的运动鞋,有干净的校服,有零花钱买漫画。
那时候,他会和同学们一起去游戏厅,一起讨论最新的动画,一起憧憬未来。
然后泡沫经济破裂了。
1991年,股市暴跌,房地产崩盘。
然后余波持续了十年。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倒下。
公司开始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