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儿觉得,”她轻声说,“应该先从周延儒身边的人下手。不是直接动他,是动他的门生、他的亲家、他的利益同盟。一个一个地动,每动一个,周延儒就会少一层保护。等他身边的人都动完了,他就光杆了。光杆的尚书,就算再有本事,也翻不了天。”
萧曜的手指在她手背上慢慢地画着圈,一圈,两圈,三圈。
“先动谁?”他问。
沈云锦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烛光的反射,而是一种锐利的、冷静的、像刀锋一样的光。
“梁彦章。”她说。
梁彦章是周延儒的亲家,曾任漕运总督,在任期间贪墨疏浚银四十万两。
这件事沈云锦在整理漕运全案的时候就现了——昭武十年,朝廷拨款六十万两疏浚山东段运河,梁彦章实际用在疏浚上的不到二十万两,剩下的四十万两中饱私囊。
萧曜把这份证据呈给了昭武帝。昭武帝看了,没有说话,只是把奏折收进了御案的抽屉里。
“再等等。”昭武帝说。
“等什么?”
“等他再犯一个错。一个能让朕名正言顺地办他的错。”
萧曜不理解,但沈云锦理解。
“皇上不是在等梁彦章犯错,”她在书房里对萧曜说,“皇上是在等周延儒救他。”
“救他?”
“梁彦章是周延儒的亲家。梁彦章出事,周延儒一定会出手相救——或者帮他遮掩,或者帮他脱罪,或者找人顶罪。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只要他出手,就会留下痕迹。那个痕迹,就是皇上真正要抓的东西。”
萧曜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父皇和你,想的是一样的。”
沈云锦低下头,嘴角微微翘着。
“奴儿不敢和皇上比。”
果然,梁彦章被御史弹劾后,周延儒第二天就进宫面圣,为梁彦章辩护。
他说梁彦章是“老成持重之臣”,说弹劾他的御史是“挟私报复”,说疏浚银的去向“已经查清楚了,是用于河工,账目清楚,并无贪墨”。
昭武帝没有拆穿他。他只是点了点头,说“既然周卿为他担保,那朕就再查查。”
这一查,就查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都水运使司的密探沿着运河两岸,一个一个地找当年的河工、管事的吏员、经手的商人,收集证言和证据。
三个月后,证据堆了满满一箱子,每一份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六十万两疏浚银,根本没有用在河工上。
其中十五万两被梁彦章分给了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级官员,十万两被他用于在京城的宅院和田产购置,还有十五万两——通过周延儒的门生,转入了周延儒的私宅。
证据呈到昭武帝面前的那天,昭武帝在御案前坐了很久。
然后他提起朱笔,在梁彦章的案卷上批了四个字“拿办,抄家。”
梁彦章被下了诏狱。
周延儒没有被牵连——至少表面上没有。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亲家被办了,他的门生被查了。
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他脸上,不重,但疼。
更疼的是,他连还手都找不到对象。
弹劾梁彦章的御史是都察院的人,查案的是都水运使司的人,下旨的是皇帝。
萧曜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把证据递上去之外,几乎没有露面。
周延儒想咬他,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造船的好消息,是在四月传来的。
萧曜从西北调来的那批人——原本在黄河边修船、造船、管船的老部下——在天津的船厂里忙活了整整一个冬天,终于造出了第一艘新式海船。
这艘船是在福建商船的基础上改良的。
沈云锦在整理海运资料时,现了一份福建市舶司的旧档,里面详细记录了福建商船的船型、尺寸、载重量、航行性能。
她把这份旧档抄录了一份,交给了萧曜,萧曜又转给了韩章,韩章再转给了天津船厂的工匠。
工匠们研究了很久,在原有船型的基础上做了几处关键的改良船底加宽,吃水更深,抗风浪能力更强;桅杆加高,帆面加大,航更快;船舱重新划分,货物分区存放,减少碰撞损耗。
新船下水的日子,选在了四月初八。佛诞日,好兆头。
萧曜没有去。
他不想在船厂露面——太招摇了。
他派了韩章去,韩章带了几个都水运使司的属官,在天津卫的码头上,看着那艘崭新的、船身上还散着木料清香的大船缓缓滑入水中。
船身长十二丈,宽三丈,载重两千石。
船头雕着龙,船尾绘着凤尾,船帆是白色的,在阳光下像一朵巨大的云。
船上的水手都是萧曜从托关系从辽地水军中借调的,对海船并不陌生。
领船的是个叫马成的汉子,四十出头,黑脸膛,粗胳膊,在海上跑了二十年船,水性极好,胆子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