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乙被抬出地下牢房的时候,顾秋妍才真正看清他全身的伤。
担架从狭窄的走廊往外移动,马灯的光从不同角度扫过周乙的身体。那些鞭痕、烙痕、竹签扎过的伤口,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像一张纵横交错的地图。顾秋妍跟在担架旁边,目光落在他的脚踝上,那里的皮肉被铁镣磨掉了一圈,露出里面暗红色的肉。她想起周乙从前走路的样子,背稍有点驼,但总是努力挺得笔直,皮鞋踩在中央大街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张平汝走在担架另一侧,目光始终看着前方。他没有再去看周乙的脸,也没有去看顾秋妍。作为公安总队副总队长,他刚才已经下达了命令,组织程序上,他的职责暂时尽到了。但刘魁刚才那句话一直堵在他胸口——“这么长时间,周大哥什么都没招。”
他什么都没招。张平汝在心里默默重复了一遍。可就算什么都没招,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还活着?高彬不是善男信女,留着一个人不杀,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人还有用。周乙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才让高彬觉得他“有用”到了可以多活一年?这个问题张平汝不敢往下想,也不愿意由自己来想。
但顾秋妍显然已经在想了。她一边跟着担架走,一边在脑子里飞速盘算着:周乙的伤需要大医院,需要外科手术,需要长期调养。可哈尔滨现在哪家医院还能正常运转?市立医院被苏军接管了,白俄开的私立医院大多关了门,剩下的几家挤满了战争后期涌入的伤兵和难民。唯一有可能接收周乙的,只有苏军军管的那几所医院。
而这件事,她得去找柳日科夫。
苏军驻哈尔滨军管会设在原日本关东军驻哈尔滨司令部旧址,一栋米黄色的小楼,门口架着两挺轮式重机枪,哨兵裹着厚重的呢大衣在秋风里踱步。顾秋妍亮出证件的时候,哨兵看了一眼她胸前的红旗勋章,立刻敬了个礼。
柳日科夫大校的办公室在二楼拐角,门上钉着一块手写的俄文标牌。顾秋妍敲门进去的时候,柳日科夫正伏在桌上翻一沓文件,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军人,头发灰白,眼窝深陷,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很专注。他认识顾秋妍已经一年多了。1944年秋天,她带着远东军区辗转送来的情报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时,他就对这个瘦小的中国女人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尊重,能用学校训练码破译白俄与日本人的暗杀计划,靠的不是运气,而是那种天生的、难以训练的直觉。
“秋妍同志。”柳日科夫放下笔,示意她坐下。“有什么紧急的事?”
顾秋妍没有坐。她站在桌前,用俄语把周乙的情况简洁地叙述了一遍:身份、被捕经过、关押地点、伤情、以及她希望将周乙转入苏军管辖医院治疗的请求。
柳日科夫听完,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周乙……就是那个一直关在警察厅地下室的人?”
“对。”
“他的情况我有所耳闻,但具体是谁我并不清楚。”柳日科夫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一辆苏军卡车正从街道上驶过,车斗里坐着几个抱着波波沙冲锋枪的士兵。“医院方面我可以协调,红军医院还有空床位。不过秋妍同志——”
他转过身,表情变得有些复杂。
“在我们讨论治疗问题之前,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这件事我本来打算等你来汇报时再提,但现在既然来了,就一起解决。”
顾秋妍看着他的脸色,心里一沉。
柳日科夫拉开抽屉,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放在桌上。“这是远东情报局的记录。1944年,我们表彰了一批在对日情报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中方人员,其中有一个代号‘西坡’的人,真名周乙。我们当时收到的是他牺牲的情报,所以勋章和记录一并存档了。”
顾秋妍知道这件事。周乙在东北的情报工作,后期由远东情报局直接联系过一段时间,那枚一级红旗勋章的嘉奖令也是经她手转达的。只是当时她被告知周乙已经被捕牺牲,所有联系方式都已经断线了。
“现在的问题是,”柳日科夫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周乙没有死。”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顾秋妍的眼睛。
“秋妍同志,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活着,而且没有死,那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变节了,交代了情报,换取了活命的机会;第二,他没变节,但用某种方式让高彬认为他有价值,比如交代了部分不重要的情报。无论哪种情况,都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他是否还忠于我们?我们苏联的勋章,不能授予一个可能已经叛变的人。”
顾秋妍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柳日科夫同志,您见过那种伤吗?”她的声音有些发紧。“一个人被关了将近一年,全身都是新伤叠旧伤,手腕和脚踝的骨头都快被镣铐磨穿了,您认为他要是叛变了,还会受这么大的罪?”
柳日科夫没有回避她的目光。
“你说的没毛病。”他点了点头,语气里没有反驳的意思。“从常理判断,一个叛变的人不会受这种罪。但秋妍,程序就是程序。勋章记录在案,情报局需要对此做出结论。如果我们现在不查,将来查出问题,谁负责?我们都不可能跳过这个程序。”